加籍华裔博士兆雄的家庭故事
RFA张敏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首播：1998年12月5日）
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中法混血小女孩吉斯兰的歌声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新朋友是居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一个跨种族、跨国度的家庭。
（插播：欢快的法语乡村音乐）
蒙特利尔市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在这里生活着很多法国裔加拿大人，通行的语言是法语。
（一个幼小女孩唱法语歌）
这是一位三岁的小姑娘，名叫吉斯兰，她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家庭中最年轻的成员。
吉斯兰：（用法语唱）
“我散步到清水泉旁，
蓝色的水波荡漾，
我多想跳进去游泳，
这里的美景让我难忘……”
吉斯兰的母亲是一位法国裔加拿大人，而吉斯兰看上去却是一副中国孩子的模样，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国人。
兆雄：（中国话）“你好！吉斯兰！”
吉斯兰：（中国话）“你好！”
兆雄：“再见！”
吉斯兰：“再见！”
天真的吉斯兰唱着说：“我是一只小船，从来没到大海上航行过……”
确实，她还是一只太小的小船，从来没到大海上航行过。更不会知道，54岁上才得了她这个宝贝女儿的父亲，在人生航程中经历过怎样的狂风巨浪。
吉斯兰的父亲、来自北京的兆雄先生：我的学生时代，从优秀学生到反动学生
吉斯兰的父亲兆雄先生是一位研究冶金材料的工学博士，20世纪40年代生于北京。
兆雄：“现在这个家庭是我的第二次婚姻。回顾我的人生经历，不能不谈到我的第一次婚姻，谈到我学生时代的一些情况。”
兆雄中学时代是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那是一所很好的中学。
兆雄：“我本人虽然是学工的，但是我在中学的时候就一直喜欢绘画。我的美术作品在当时的少年宫里曾经还送到国外去，还在印度的国际儿童展览会上获过奖。美术一直是我的第一爱好。
上中学时是50年代，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西方音乐的。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班主任是美术教师，愿意把我保送到美院附中去，但是我当时想，我只想把美术作为个人爱好，不想作为专业。所以，我还是选择了理工科。
当然，后来由于我的出身不好，从1958年以后，极‘左’路线我就没法上自己的专业了。由于当时刚好是在反右以后，我当时填表填的是‘资本家出身’，班主任给我的操行评语是个‘中’。‘中’当时是在我们班里的最后一名。再往后就是一个所谓的‘反动学生’了。”
兆雄：我当时在班上学习拔尖，居然一个大学都没考上，纯粹是政治原因
兆雄：“之所以得‘中’的原因就是我对当时1958年大跃进……特别是以后的‘双反运动’很反感。特别是以后修‘十三陵水库’，别人都积极报名参加，我就没有报名。像1958年春天愚蠢的‘打麻雀活动’，全市动员、全市停产三天，上百万人全去轰打麻雀。事实上没打下几只麻雀，就像我们学校几百人，捉到了两、三只小鸟，也不是麻雀。这种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动，我当时就是很反感的。像这类运动，我尤其不愿意参加，所以我操行得‘中’，就没考上大学。
1958年的大学招生可以说是空前的扩展，但是却不让我进入大学。我当时在班上学习可以说是拔尖的，因为我在1957年高二时北京市数学竞赛得了奖，学校一直比较好。居然一个大学都没考上，纯粹是政治原因。
当时我们班学习最差的一个学生，是农村来的，后来在一个商店当小伙计，他根本没有初中文化，但是共产党就保送他到师大附中高中。他门门课是不及格的，但是像这样的人在1958年被保送到……科学院科技大学开始成立，他是在原子核物理系，几年以后他患精神病了，因为压力太大，他确实跟不上。”
兆雄：1958年的“大跃进” 造成全国“大饥荒” 政治上有所放松，我考大学成绩优异
听到这里，有些朋友大概难以相信，学习好的学生被排除在大学校门之外，而功课最差的却被保送进入科技大学。真的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在当时实在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由于政治原因大学落榜的兆雄，被分配到天文台一个野外观测站工作。他非常希望能有再考大学的机会。
兆雄：“我总是心里觉得不平。我母亲也鼓励我最好是想办法退职上大学，否则连个对象都找不到。我又申请退职，但在中国这种情况下，你申请退职就是思想不好，马上就受批判。结果我只好放弃了考大学的打算。
可是事情发生了一个变化。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毛泽东的所谓‘三面红旗’在全国造成‘大饥荒’，当时我老家涿县一些本家的四、五十岁的人，一下子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全死掉了。比我年纪大十来岁的那些人一个一个脸都是浮肿的。
由于这个情况，科学院就削减，我一申请退职，就批了。
共产党遭到了挫折，所以在1961年时政治上有所放松。被打成‘右派’和‘反动学生’的，像我们的同学得到所谓‘甄别’。
这时候，我以一个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大学，五门课平均分是九十分以上这样一个高成绩。”
兆雄：当年史科长几句“有人道味儿”的话，成全我进入大学，至今心存感激
兆雄在高中毕业三年以后，终于得到了再考大学的机会，虽然他的成绩很好，但是这次究竟能不能进入大学校门，还取决于重要的一关。他所报考的北京钢铁学院招生办公室要到他工作过的天文台进行调查和政审。天文台负责接待的是一位姓史的科长，兆雄走到这一步，命运就攥在了史科长的手心里。
兆雄：“这个史科长还毕竟有点人道味，他就说‘这个学生呢，倒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一直想着考大学，有点成名的思想。毕竟年轻人嘛，也可以理解。你们就可以收下吧。如果当时他要是说了一句坏话，我就考不上大学了。我实在不知道这位史科长的名字，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永远感激他。”
在一个以人治而不是以法治为特征的社会里，有多少科长、处长、局长……部长口中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当兆雄博士在37年后，仍然对当年史科长的几句‘有人道味儿’的话成全他进入大学心存感激的时候，那些由于自己不负责任的几句话就断送了别人的前程……甚至性命的人，清夜扪心有没有表示过歉意和忏悔呢？
兆雄：因“社教”延长学制一年，又因“文革”爆发滞留学校，父母被打、家被抄
兆雄在几年蹉跎之后，终于如愿进入大学，他的人生航船却没有从此一帆风顺。1961年入学的兆雄本该在1965年毕业，但是由于上级要求大学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制延长一年，毕业时间定在1966年。谁料想，离毕业只有一个月时，“文革”开始了。
（插播“文革”歌曲）
“拿起笔，作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插播：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纪录片录音片段）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我国兴起……”
“文革”使当时兆雄和当时所有在校学生一样，陷入既不能升学也不能毕业的尴尬境地。命运好像有意和兆雄开玩笑，当年他为了走进大学多付出三年时间，想不到为了从大学毕业走出来，他还要多付三年时间，而这后三年更加难熬。
兆雄出身资本家，文革中父母被批斗毒打，家也被抄。
兆雄：被分到陕西“三线工厂”，与妹妹在京同学结婚，多年两地分居因经济拮据争吵
当风暴终于过去以后，兆雄被分配在陕西省的一个所谓“三线工厂”里。
兆雄谈起他的第一次婚姻。
兆雄：“我通过我妹妹介绍了她的一个朋友，是‘老三届’高中66届学生，她父母也是原来在北京的资本家，被抄家后遣返到浙江农村，当时她因为有肺结核病可以留在北京，但没有工作。
由于经历有些共同点，当时我也没太多选择余地，认识第一年就结婚了。婚后长期分居，直到1979年我考上研究生，这几年一直分居，一年见一次面。
我们之间的主要矛盾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因为当时我在陕西工作，一个月只有46块钱人民币收入，我把这些钱的一半要作为我的生活费，另一半要分给我母亲一部分、分给她（我太太）一部分。
由于穷困而引起的总是争吵，到1974年我们有了一个小孩，她在北京市一个街道厂当徒工，也没法养这个小孩，所以就送到她父母的老家去，孩子就在他外祖父、外祖母家长大。在这种情况下，经常有经济问题。”
兆雄：我读到博士，直到出国，一家三口住在十平米小屋里
兆雄：“我考上研究生后回到北京，由于我当时住校，我们两个人实际一星期见一次面。当时我没有房子，我们住在我父母被抄家后剩下的一小间房，是我家的私房，只有十平米，一直到我出国。
她是街道厂工人，别人总说‘现在你丈夫是研究生，你将来会有前途’。事实上我一直到读博士，仍然是那十平米的房子。在北京一个大杂院里，一共有六、七家，拥挤得很。一个十平米的房子，做饭在里面，睡觉、会客也在里面，实在是挤得不得了。除了一张床、一个桌子以外，没有转身的地方。
在当时中国也是很普遍的情况，一般老百姓是没人关心的。读了博士生，戴着高帽子，一点实际好处都没有。
一次，有个卖白菜的老头到我们院子里，当时我正坐在门口看书。我的屋子里特别黑，要有点亮的话，白天只能在门口看书。这个老头就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教书的’。这个老头说‘怪不得你这么穷，家里什么家具都没有’。”
兆雄：离婚的个人因素当然重要，但社会背景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兆雄：“经济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她当然很不满意。正好1975年前后她所在街道厂厂长的老婆死了，她就开始盘算，因为这个厂长有个三居室的单元，她主动提出跟我离婚的。由于我们这个长期积累的矛盾也没法解决，离婚就离了。
离婚的个人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这个社会的背景我感觉到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贫穷了，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要想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地位，没有一条正常的路。像我前妻这样，她想要一个房子，正常的途径是达不到的。所以只好通过这个办法。那个厂长当然比我还大十来岁，比她可能大20岁吧。她一开始说不要孩子，后来她把孩子也要走了。我当时没有读完博士，正在准备博士答辩。”
兆雄先生的前妻果然嫁给了那位有三居室住房的刚刚丧偶的厂长，还带走了13岁的儿子。16年的婚姻生活留给兆雄的除了痛苦的回忆以外还有什么呢？
兆雄：我感受到加拿大当地人的关怀，比我在同胞中得到的更多
孑然一身、一无牵挂的兆雄先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告别祖国来到加拿大。
兆雄：“我不喜欢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所带来的许多价值观念，比如‘忠君’哪……总有一种好像强制性的东西。四十多年我一直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觉得中国这传统的专制社会实在难以忍受，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有独立思想的人。
我来到西方社会，首先我头上没有了一个支部书记。我感受到加拿大当地人的关怀，比我在同胞中得到的更多。
一般人更有礼貌，特别是你在蒙特利尔大街上等车，当你看到车要走，你招手，汽车司机总是耐心地等着你；当你迷路的时候，你要问路，别人都是非常耐心友好地给你指路。我觉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就和我们在中国时人与人之间那种强调斗争、彼此间互不友好形成强烈对比。
我不是说外国一切都好，但我觉得只要你出国后，会感觉到这些不同。
兆雄：“六四”屠杀，海外反应非常强烈，在这个情况下我认识了现在的太太戴安娜
兆雄：“我出国后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六四’天安门屠杀，海外的反应非常强烈。西方社会一般普通老百姓都非常同情中国人。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游行，许多当地人也参加，而且他们也非常积极。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
她也很关注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开始谈论……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政治观点和共同爱好、知识背景各方面，我觉得都很谈得来。我们是1989年认识的，经过三年的接触，1992年结婚的。”
（插播法国民间音乐）
戴安娜：我对中国的兴趣从小学时开始，认识我丈夫是通过我的一个朋友
现在我们来认识这个跨种族、跨文化家庭的女主人戴安娜.苏薇，听这对夫妇讲讲他们的恋爱经过和家庭生活中有趣的事情。戴安娜.苏薇先后用法语和英语向我们作自我介绍。
戴安娜：“我出生于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我是法国人后裔，母语是法语。我对于中国的兴趣是从小学的时候开始的。但不幸的是，那时候我对中国的印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时仍是中国人是贫穷的、饥饿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给我留下第一个深刻印象，是我所工作的研究所里那些中国留学生。我认识我丈夫是通过我的一个朋友。”
兆雄：这种结婚所以能成功，并非由于我们不同，而是由于我们许多相同
兆雄先生回忆起他们最初的相识。
兆雄：“当然，让我们认识，事先我是不知道的，她当然是知道。我到这个朋友家去，这个朋友说希望看看我画的画，因为我比较喜欢画画。结果到他家去以后不久，戴安娜女士就来了。当时我已经感觉到好像这是事先安排的，当然我也不反对了。
我们就聊起天来了。谈论宗教、谈论艺术……她特别惊讶我居然也知道教皇的名字，她觉得很奇怪。后来我跟她谈到西方文化，她对于我对西方音乐、美术的知识也觉得很惊讶。另外我们谈起历史，话题很广泛。我们虽然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知识背景基本上是相合的，除了语言上有些障碍。
她在大学读生物系，有个硕士学位，现在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她家一直是天主教徒，这儿的人到处是天主教徒。她对天主教的历史很感兴趣，工作之余在蒙特利尔大学继续研究圣经历史，而且她经常发表一些她的看法。
她对中国也有不少了解。她曾在认识我之前就在中国城研习一段中文的讲课班，还学习中国的书法，这些背景也与她最初愿意认识一个中国人有关，她对中国的基本情况也有了解。我认为，当然我们的结婚是两个不同历史背景的人的结婚，但是这种结婚所以能够成功，并非是由于我们不同，而是由于我们许多相同。”
兆雄：隆重的宗教仪式很神圣，对结婚负有一种责任感，不信教的朋友也觉得很好
主持人：“你们的结婚婚礼是按照东方还是西方的习俗呢？”
兆雄：“结婚，当然我们一起邀请了一些她的朋友，还有我的朋友，三、四十个人，就在我们家里举行了结婚宴会。
我们开始是去法院结婚的。后来他的一些宗教界朋友还是希望能够有个宗教仪式，所以在我们正式结婚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又在教堂里举行了第二次婚礼。我们也读了圣经，她自己选了一些关于婚姻的段落。
然后她选了中文的圣经，让我去读，我当然也很愿意读，我觉得这些当然都是很好的。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虽然不信教，但他们后来感觉，婚姻是人生的大事，隆重的宗教仪式确实使你觉得很神圣，对结婚负有一种责任感。所以他们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
（插播：《婚礼进行曲》片段）
戴安娜：我和我丈夫能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在文化、政治方面的价值观能够相互理解
一个跨种族跨文化的家庭建立起来之后，夫妻间的交流和理解会不会有什么障碍呢？戴安娜.苏薇愿意和我们分享她的感受。
戴安娜：“嫁给一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在当今也会使很多人感到吃惊。尤其是当我们都曾经生活在一个具有单一文化传统的地区，更是这样。
我认为不论是在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工作领场合，都需要沟通和倾听。我相信你们很想知道我的故事。我认为对于夫妻来说，总有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并且会有争吵，这是很正常的。我和我的丈夫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在文化、政治方面的价值观能够相互理解。
如果你打算嫁给一个与你具有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你就必须格外小心，并且要心胸开阔。因为障碍来自你把差异看得过于重要。你必须克服在食物、宗教、语言政治制度，以及观点上的差异。”
兆雄：生活习惯方面，我倒觉得不像事先想的那么严重
我们再来听听她的中国丈夫兆雄先生的感受又是如何。
兆雄：“1992年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七年了，我认为整体上还是很和谐的。当然了并不排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暂时的口角，也是任何家庭都不可避免。整个基本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协调的。
关于生活习惯方面，我倒觉得不像事先想的那么严重。比如说吃吧，我太太做的一些饭菜，当然我也不是很喜欢，但是也不错。我做的饺子、煮的面条什么的，她也很欣赏。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都不特别坚持自己的传统。这就能够互相协调起来。
她每天都要打扫，房子外面的草坪，也要经常去剪，树叶落下来也赶快去收拾掉……
我呢，觉得许多时间花在这些方面不值得。当然我后来想想，也应该改变自己的想法。
至于生活习惯方面，例如，北京人夏天吃西红柿往往把西红柿切成片，然后放糖。她就大笑我，这儿的人吃西红柿都是放盐的。我倒是不在意了，你放盐我也能吃，放糖我也能吃。
再比如，她基本上不喝水，只是喝果汁和牛奶。我当然也喜欢喝牛奶，但是一喝牛奶肚子就疼。所以我还是继续喝茶。
兆雄：在价值观上基本相同，尊重个人的独立性
兆雄：在价值观上我觉得基本上是相同的。尊重个人的独立性，即使是夫妻双方也是这样。个人的爱好，我们双方都是很互相尊重对方。
和我第一次婚姻相比起来，尤其她是在北京街道厂，开口闭口一些粗话，有时候即使是对对方表示友好，也是用骂人话表示。
但是在这儿就不这样，比如我给她倒了一杯牛奶，她总要说一声‘谢谢’。我认为这些礼貌语言，在这边是很普遍的。这些东西不要小看的，表示了人之间互相敬爱的一种情绪。我现在的婚姻，我们两人之间，没有发生过像过去那种骂，从来没有。当然有些争吵，最后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暂停一天互相不理，然后就好了。这是最严重的时候，有那么几次，就是因为扫草地的叶子不够勤快或者什么之类。我们在其它方面就没有什么矛盾。”
兆雄：我们不仅关心自己生活范围内的问题，也关心世界上发生的许多其它不平的事
兆雄：“每当电视里只要出现中国的新闻，她就马上特别要告诉我‘是有关中国的消息’。
她自从认识我以后，对中国的事情就了解得更多。李鹏访问加拿大的时候，她当然也非常愤怒，认为我们应该表示反对李鹏在‘六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她特别赞赏魏京生、王丹这些人，只要在电视里出现的时候她总是要看的。
当然，和她接触以后，更多了解了法裔的加拿大，或者是魁北克文化。她也经常对新闻广播中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对妇女的歧视和不平等特别气愤。这点我当然也是同意的。例如像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掌权以后，让所有妇女戴面纱，而且不让在外面工作，戴安娜对此是非常愤怒的。她对北非对一些少女进行所谓‘割礼’，这些非常残忍，她看了以后特别强调要做一些呼吁。
我们不仅仅是关心自己生活范围之内的问题，而且同时也更关心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许多其它的不平的事。这点我们两个人是非常相合的。
她比我小14岁，好像在这里我们年龄的这个差别并没有显示出来。”
（插播法语民间歌曲片段）
戴安娜、兆雄谈到他们的女儿
最让这对跨种族、跨文化夫妻感到骄傲的是他们3岁的女儿。
戴安娜：“女儿外表上像一个中国人，但是她的父亲却总是说‘她具有妈妈的品格’。她很活跃、很健康，爱画画，爱笑。她讲法语。我希望她能吸收两种文化的精华。下面就让她唱几首法语歌曲，有些是非常古老的法国歌曲。”
（吉斯兰唱歌）
主持人（问兆雄先生）：“您非常希望女儿了解您过去的经历吗？”
兆雄：“是的。这在我当然很强烈，我很愿意对孩子、对下一代讲我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因为20世纪初流行的共产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历史悲剧应该讲给后代听。如何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社会？既然我们人类受了这么大的苦难，应该从中总结出教训。所以我也希望她能懂中文。”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插播：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百万红卫兵的纪录片录音片段）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一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我国兴起……”
“文革”使当时兆雄和当时所有在校学生一样，陷入既不能升学也不能毕业的尴尬境地。命运好像有意和兆雄开玩笑，当年他为了走进大学多付出三年时间，想不到为了从大学毕业走出来，他还要多付三年时间，而这后三年更加难熬。
兆雄出身资本家，文革中父母被批斗毒打，家也被抄。
兆雄：被分到陕西“三线工厂”，与妹妹在京同学结婚，多年两地分居因经济拮据争吵
当风暴终于过去以后，兆雄被分配在陕西省的一个所谓“三线工厂”里。
兆雄谈起他的第一次婚姻。
兆雄：“我通过我妹妹介绍了她的一个朋友，是‘老三届’高中66届学生，她父母也是原来在北京的资本家，被抄家后遣返到浙江农村，当时她因为有肺结核病可以留在北京，但没有工作。
由于经历有些共同点，当时我也没太多选择余地，认识第一年就结婚了。婚后长期分居，直到1979年我考上研究生，这几年一直分居，一年见一次面。
我们之间的主要矛盾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因为当时我在陕西工作，一个月只有46块钱人民币收入，我把这些钱的一半要作为我的生活费，另一半要分给我母亲一部分、分给她（我太太）一部分。
由于穷困而引起的总是争吵，到1974年我们有了一个小孩，她在北京市一个街道厂当徒工，也没法养这个小孩，所以就送到她父母的老家去，孩子就在他外祖父、外祖母家长大。在这种情况下，经常有经济问题。”
兆雄：我读到博士，直到出国，一家三口住在十平米小屋里
兆雄：“我考上研究生后回到北京，由于我当时住校，我们两个人实际一星期见一次面。当时我没有房子，我们住在我父母被抄家后剩下的一小间房，是我家的私房，只有十平米，一直到我出国。
她是街道厂工人，别人总说‘现在你丈夫是研究生，你将来会有前途’。事实上我一直到读博士，仍然是那十平米的房子。在北京一个大杂院里，一共有六、七家，拥挤得很。一个十平米的房子，做饭在里面，睡觉、会客也在里面，实在是挤得不得了。除了一张床、一个桌子以外，没有转身的地方。
在当时中国也是很普遍的情况，一般老百姓是没人关心的。读了博士生，戴着高帽子，一点实际好处都没有。
一次，有个卖白菜的老头到我们院子里，当时我正坐在门口看书。我的屋子里特别黑，要有点亮的话，白天只能在门口看书。这个老头就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教书的’。这个老头说‘怪不得你这么穷，家里什么家具都没有’。”
兆雄：离婚的个人因素当然重要，但社会背景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兆雄：“经济情况就是这样，所以她当然很不满意。正好1975年前后她所在街道厂厂长的老婆死了，她就开始盘算，因为这个厂长有个三居室的单元，她主动提出跟我离婚的。由于我们这个长期积累的矛盾也没法解决，离婚就离了。
离婚的个人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这个社会的背景我感觉到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太贫穷了，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要想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地位，没有一条正常的路。像我前妻这样，她想要一个房子，正常的途径是达不到的。所以只好通过这个办法。那个厂长当然比我还大十来岁，比她可能大20岁吧。她一开始说不要孩子，后来她把孩子也要走了。我当时没有读完博士，正在准备博士答辩。”
兆雄先生的前妻果然嫁给了那位有三居室住房的刚刚丧偶的厂长，还带走了13岁的儿子。16年的婚姻生活留给兆雄的除了痛苦的回忆以外还有什么呢？
兆雄：我感受到加拿大当地人的关怀，比我在同胞中得到的更多
孑然一身、一无牵挂的兆雄先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告别祖国来到加拿大。
兆雄：“我不喜欢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所带来的许多价值观念，比如‘忠君’哪……总有一种好像强制性的东西。四十多年我一直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觉得中国这传统的专制社会实在难以忍受，特别是对于一些比较有独立思想的人。
我来到西方社会，首先我头上没有了一个支部书记。我感受到加拿大当地人的关怀，比我在同胞中得到的更多。
一般人更有礼貌，特别是你在蒙特利尔大街上等车，当你看到车要走，你招手，汽车司机总是耐心地等着你；当你迷路的时候，你要问路，别人都是非常耐心友好地给你指路。我觉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就和我们在中国时人与人之间那种强调斗争、彼此间互不友好形成强烈对比。
我不是说外国一切都好，但我觉得只要你出国后，会感觉到这些不同。
兆雄：“六四”屠杀，海外反应非常强烈，在这个情况下我认识了现在的太太戴安娜
兆雄：“我出国后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六四’天安门屠杀，海外的反应非常强烈。西方社会一般普通老百姓都非常同情中国人。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游行，许多当地人也参加，而且他们也非常积极。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
她也很关注中国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开始谈论……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政治观点和共同爱好、知识背景各方面，我觉得都很谈得来。我们是1989年认识的，经过三年的接触，1992年结婚的。”
（插播法国民间音乐）
戴安娜：我对中国的兴趣从小学时开始，认识我丈夫是通过我的一个朋友
现在我们来认识这个跨种族、跨文化家庭的女主人戴安娜.苏薇，听这对夫妇讲讲他们的恋爱经过和家庭生活中有趣的事情。戴安娜.苏薇先后用法语和英语向我们作自我介绍。
戴安娜：“我出生于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我是法国人后裔，母语是法语。我对于中国的兴趣是从小学的时候开始的。但不幸的是，那时候我对中国的印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时仍是中国人是贫穷的、饥饿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给我留下第一个深刻印象，是我所工作的研究所里那些中国留学生。我认识我丈夫是通过我的一个朋友。”
兆雄：这种结婚所以能成功，并非由于我们不同，而是由于我们许多相同
兆雄先生回忆起他们最初的相识。
兆雄：“当然，让我们认识，事先我是不知道的，她当然是知道。我到这个朋友家去，这个朋友说希望看看我画的画，因为我比较喜欢画画。结果到他家去以后不久，戴安娜女士就来了。当时我已经感觉到好像这是事先安排的，当然我也不反对了。
我们就聊起天来了。谈论宗教、谈论艺术……她特别惊讶我居然也知道教皇的名字，她觉得很奇怪。后来我跟她谈到西方文化，她对于我对西方音乐、美术的知识也觉得很惊讶。另外我们谈起历史，话题很广泛。我们虽然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知识背景基本上是相合的，除了语言上有些障碍。
她在大学读生物系，有个硕士学位，现在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她家一直是天主教徒，这儿的人到处是天主教徒。她对天主教的历史很感兴趣，工作之余在蒙特利尔大学继续研究圣经历史，而且她经常发表一些她的看法。
她对中国也有不少了解。她曾在认识我之前就在中国城研习一段中文的讲课班，还学习中国的书法，这些背景也与她最初愿意认识一个中国人有关，她对中国的基本情况也有了解。我认为，当然我们的结婚是两个不同历史背景的人的结婚，但是这种结婚所以能够成功，并非是由于我们不同，而是由于我们许多相同。”
兆雄：隆重的宗教仪式很神圣，对结婚负有一种责任感，不信教的朋友也觉得很好
主持人：“你们的结婚婚礼是按照东方还是西方的习俗呢？”
兆雄：“结婚，当然我们一起邀请了一些她的朋友，还有我的朋友，三、四十个人，就在我们家里举行了结婚宴会。
我们开始是去法院结婚的。后来他的一些宗教界朋友还是希望能够有个宗教仪式，所以在我们正式结婚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又在教堂里举行了第二次婚礼。我们也读了圣经，她自己选了一些关于婚姻的段落。
然后她选了中文的圣经，让我去读，我当然也很愿意读，我觉得这些当然都是很好的。我的一些中国朋友虽然不信教，但他们后来感觉，婚姻是人生的大事，隆重的宗教仪式确实使你觉得很神圣，对结婚负有一种责任感。所以他们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
（插播：《婚礼进行曲》片段）
戴安娜：我和我丈夫能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在文化、政治方面的价值观能够相互理解
一个跨种族跨文化的家庭建立起来之后，夫妻间的交流和理解会不会有什么障碍呢？戴安娜.苏薇愿意和我们分享她的感受。
戴安娜：“嫁给一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在当今也会使很多人感到吃惊。尤其是当我们都曾经生活在一个具有单一文化传统的地区，更是这样。
我认为不论是在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工作领场合，都需要沟通和倾听。我相信你们很想知道我的故事。我认为对于夫妻来说，总有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并且会有争吵，这是很正常的。我和我的丈夫能够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在文化、政治方面的价值观能够相互理解。
如果你打算嫁给一个与你具有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你就必须格外小心，并且要心胸开阔。因为障碍来自你把差异看得过于重要。你必须克服在食物、宗教、语言政治制度，以及观点上的差异。”
兆雄：生活习惯方面，我倒觉得不像事先想的那么严重
我们再来听听她的中国丈夫兆雄先生的感受又是如何。
兆雄：“1992年到现在，已经六年多七年了，我认为整体上还是很和谐的。当然了并不排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暂时的口角，也是任何家庭都不可避免。整个基本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协调的。
关于生活习惯方面，我倒觉得不像事先想的那么严重。比如说吃吧，我太太做的一些饭菜，当然我也不是很喜欢，但是也不错。我做的饺子、煮的面条什么的，她也很欣赏。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都不特别坚持自己的传统。这就能够互相协调起来。
她每天都要打扫，房子外面的草坪，也要经常去剪，树叶落下来也赶快去收拾掉……
我呢，觉得许多时间花在这些方面不值得。当然我后来想想，也应该改变自己的想法。
至于生活习惯方面，例如，北京人夏天吃西红柿往往把西红柿切成片，然后放糖。她就大笑我，这儿的人吃西红柿都是放盐的。我倒是不在意了，你放盐我也能吃，放糖我也能吃。
再比如，她基本上不喝水，只是喝果汁和牛奶。我当然也喜欢喝牛奶，但是一喝牛奶肚子就疼。所以我还是继续喝茶。
兆雄：在价值观上基本相同，尊重个人的独立性
兆雄：在价值观上我觉得基本上是相同的。尊重个人的独立性，即使是夫妻双方也是这样。个人的爱好，我们双方都是很互相尊重对方。
和我第一次婚姻相比起来，尤其她是在北京街道厂，开口闭口一些粗话，有时候即使是对对方表示友好，也是用骂人话表示。
但是在这儿就不这样，比如我给她倒了一杯牛奶，她总要说一声‘谢谢’。我认为这些礼貌语言，在这边是很普遍的。这些东西不要小看的，表示了人之间互相敬爱的一种情绪。我现在的婚姻，我们两人之间，没有发生过像过去那种骂，从来没有。当然有些争吵，最后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暂停一天互相不理，然后就好了。这是最严重的时候，有那么几次，就是因为扫草地的叶子不够勤快或者什么之类。我们在其它方面就没有什么矛盾。”
兆雄：我们不仅关心自己生活范围内的问题，也关心世界上发生的许多其它不平的事
兆雄：“每当电视里只要出现中国的新闻，她就马上特别要告诉我‘是有关中国的消息’。
她自从认识我以后，对中国的事情就了解得更多。李鹏访问加拿大的时候，她当然也非常愤怒，认为我们应该表示反对李鹏在‘六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她特别赞赏魏京生、王丹这些人，只要在电视里出现的时候她总是要看的。
当然，和她接触以后，更多了解了法裔的加拿大，或者是魁北克文化。她也经常对新闻广播中其它一些国家特别是对妇女的歧视和不平等特别气愤。这点我当然也是同意的。例如像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掌权以后，让所有妇女戴面纱，而且不让在外面工作，戴安娜对此是非常愤怒的。她对北非对一些少女进行所谓‘割礼’，这些非常残忍，她看了以后特别强调要做一些呼吁。
我们不仅仅是关心自己生活范围之内的问题，而且同时也更关心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许多其它的不平的事。这点我们两个人是非常相合的。
她比我小14岁，好像在这里我们年龄的这个差别并没有显示出来。”
（插播法语民间歌曲片段）
戴安娜、兆雄谈到他们的女儿
最让这对跨种族、跨文化夫妻感到骄傲的是他们3岁的女儿。
戴安娜：“女儿外表上像一个中国人，但是她的父亲却总是说‘她具有妈妈的品格’。她很活跃、很健康，爱画画，爱笑。她讲法语。我希望她能吸收两种文化的精华。下面就让她唱几首法语歌曲，有些是非常古老的法国歌曲。”
（吉斯兰唱歌）
主持人（问兆雄先生）：“您非常希望女儿了解您过去的经历吗？”
兆雄：“是的。这在我当然很强烈，我很愿意对孩子、对下一代讲我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因为20世纪初流行的共产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历史悲剧应该讲给后代听。如何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社会？既然我们人类受了这么大的苦难，应该从中总结出教训。所以我也希望她能懂中文。”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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