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的《出身论》与那个时代（三) ——评说《出身论》 RFA张敏

遇罗克的《出身论》与那个时代（三）

——遇罗克的《出身论》

RFA张敏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首播：2001年3月24日）


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先生在《夜读遇罗克》一文中写道：“最早知道《出身论》这名目还是在三十年前，读了辗转传来的一份皱巴巴的‘红卫兵’小报，记得是起了深深的共鸣。《出身论》，多少怯弱的心灵因它而猛烈地跳动！多少阴郁而干涸的眼睛因它而泪水滂沱！多少绷紧的嘴唇因为它而撕裂般地嚎啕不止！”

遇罗克的《出身论》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它为什会在当时的中国引起那样的
反响？我想尽可能多地去寻访一些当事人和研究者，希望历史真相渐渐清晰地再现于公众面前。

我访问了现在在美国修读生物化学专业的郑红丹女士。

郑红丹女士的姐姐郑晓丹“文革”中因为赞同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被毒打致死，当时只有20岁。详情记录在二十年前中国大陆很多读者所熟悉的、张守仁和张扬合著的《魂兮归来》一文中。

现在美国洛杉矶的郑红丹女士回忆起她和姐姐第一次看到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时的情景。
郑红丹：“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很冷，大概已经‘数九’了。我们在一张大字报上看到一份小字报，是《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出身论》，后来我们才知道作者是遇罗克。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打动我们的心，我和我姐姐觉得这才是替我们说话的人。”

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著有《阳谋》和《人祸》等著作的丁抒博士特别对中国大陆半个世纪前实行的土地改革和阶级成份的划分作了研究，近期，他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以下请丁抒博士谈谈当年中国大陆实行土地改革，以及有关当年中国城乡阶级成份划分的一些情况。
丁抒：“中共1949年、1950年搞‘土地改革’时划分‘家庭成份’，以中共夺取政权前三年的经济状况作为划分‘成份’的标准，所以大部分地区以1946年或以后的经济状况为依据。

主持人：”所谓‘地主’和‘富农’是以什么标准来划分？”
丁抒：“‘地主’、‘富农’的标准本来就很低，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自耕农拥有的土地都少，比如有一、二十亩地，也就相当于一百英亩土地，只要是全部或部分出租，就算是‘地主’、‘富农’了。实际上，各户的经济状况是随时变动的，1945年时的‘地主’、‘富农’，可能由于天灾人祸，兵险匪劫，或者经营不善，也可能是自己吃喝玩乐，到1946年卖了部分土地，而成为‘中农’，到1947年就可能成了‘贫农’。
如果有三兄弟在1945年分家，到了1949年中共进行‘土地改革’时，完全可能一户是‘地主’，一户是‘中农’另一户是‘贫农’。而勤劳了一辈子的农民，很可能在1946年，或1947年买了几亩地，而在1949年‘土改’时被定为‘地主’，或‘富农’。”

主持人：“这样，他们以后的命运会有多大不同？”
丁抒：“‘土改’时被定为‘地主’或‘富农’的人就永远是‘地主’、‘富农’，再也没有三年为限、或五年为限，他们就是永永远远的‘地主’、‘富农’了。

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了个小型会议，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是后来所说的《前十条》。这个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依靠贫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以前，不依靠他们？依靠谁呢？’
按照这个《前十条》的说法，1950年时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帽子要永远戴下去，他们的子女也要接着戴下去，一直戴到所谓共产主义实现，进入共产主义的那一天，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要永远戴着这个帽子。这显然完全是不合理的，所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到这句话，就说‘这个话不通。难道阶级成份也能遗传吗？’由于田家英在1962年赞成‘包产到户’，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所以，制定这个《前十条》毛泽东没有让他参加，他是看到文件之后说的这番话。
湖北远安县有四千多所谓‘地富’子女，他们本人实际上从事其他职业，可是因为他们是‘地富’子女，所以也被定为‘地主’和‘富农’。另外有三千多人的祖父辈是‘地主’、‘富农’，父母不是，可是他们也被定为‘地富’子女。有的地区甚至规定，‘地富’子女不能上中学。”

主持人：“城市里的所谓‘剥削阶级’，比方说资本家，又是怎么样划分出来的？”
丁抒：“五十年代中共规定，资本在两千元以上的算资本家，属于剥削阶级。实际上，全国八十六万户资本家当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资本都在两千元以下，所以他们是小工商业者、小业主，或者一般个体劳动者。1962年初，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已经知道，百分之八十的所谓资本家即使按照中共定的标准，也不能算资本家。

李维汉主持拟定了一个文件，准备予以改正.但是，1962年下半年，毛泽东鼓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点名批判李维汉是‘右倾机会主义’。为此，中共中央特别发出了一份文件说‘八十六万户资本家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不能算作一般劳动者。这样，李维汉的文件也就胎死腹中。”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说，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并没有达到当时当局所定的资本家标准，但是被定为资本家？”
丁抒：“他们都被扣上了‘资本家’帽子，子女当然也都是‘黑五类’了。1965年初，广州市委为了照顾工农子弟的学习，将二十多所半工半读学校的五百六十多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除名，送往农场或遣送回家。凡是拒绝去农场的都在档案上写明‘永不录用’。”

徐友渔先生在为《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对苦难的思考和对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徐友渔：“遇罗克受到很大磨难，他是个非常聪明、成绩、品德非常好的人，但是仍然考不上大学。遇罗克在学校成绩那么好，班上四十九个人，四十八个能考上大学，只有他没有考上。那年大学招生的名额比报考的人数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居然不让他上大学。他反复去考，还是考不上，这就是把一个人天生注定划为二等公民，我觉得这种打击和遭遇对遇罗克的影响很大。

文革期间和遇罗克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现在北京的任众先生是作家刘心武先生所著的《树与林同在》一书的主人公，任众先生回忆遇罗克当年撰写《出身论》前后的那段日子。
任众：“遇罗克给我的印象极深极深的是我在跟他们家作邻居的时候。他住的很窄，也就是个一米宽的小夹道，那里原来是放煤的，他在那里装上小铺板，开一只很暗的小灯。不管我回来多晚，我都能看到那个旮旯里亮着灯，就是说，遇罗克在攻读。可是，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能听到遇罗克和他姥姥在开玩笑，有时是和他妈妈开玩笑，这种朗朗的说话声和笑声就是遇罗克的形象。

等我起床看见他在门口抻练他的胳膊，也不过离我家的门两、三米远，他见到我就很礼貌地叫我任老师：‘任老师，什么时候走？我跟您一块儿走吧！’他在人民机器厂，我那时候是一名建筑工人（因为在准备上大学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后来就当了工人 。我是油漆工，也在那边上班，我们俩有时上班时间一样，中午有时还能在一个食堂吃饭，然后到龙潭湖去游泳。每次和他接触，都觉得他把自己的生死是置之度外。
有一次我跟他谈起《出身论》的事，因为这篇文章，到后来遇到困难了，他告诉我说‘任老师，恐怕不太有利了’。

我对遇罗克的印象是，他不知疲倦，写文章的速度也很惊人，洋洋几万字的文章，能在一宿功夫写出来，我很佩服他。另外，是他的观点，他能呼喊着对‘血统论’面对面地开战，他能当众辩论的勇气都值得我佩服。”

遇罗文先生回忆遇罗克《出身论》一文的撰写和发表经过。
遇罗文：“1966年的10月左右，我和弟弟遇罗勉到了广州。在广州发现一种很简单的油印方法，用一个橡胶的板在蜡纸上轻轻地一刮，油墨就能印在纸上。我们就写信把这个方法告诉了在北京的哥哥遇罗克。

他知道后非常高兴，就连夜写好的《出身论》寄给我们。我和罗勉就在广州用油印的方式印了几百份，其中一半寄回北京，由他散发。他和我姐姐遇罗锦在北京街头贴了不少。我们就在广州街头张贴，10月份我们回到北京途中也散发了一些。在北京，我们又接着印了不少。
后来，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和王建复找到我，我们三人经过商量，决定办一份报纸，用铅印，这样影响会更大。我们就连夜筹办，他们去借钱，我们去买纸，联系印刷厂，很快就印出来了。在1967年的1月18日我们就创办了第一期《中学文革报》。”

很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至今还记得最早看到《出身论》时的心情。

现在在北京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的郭女士说：“‘文革’期间我在西安，看过手抄本和油印的《出身论》，当时觉得这篇文章写得特别好。我想，要是在北京，一定去看看作者。我受到很强烈的震动，觉得他这人真勇敢，特别钦佩他。”

当时住在沈阳市的中学生孙钢看到《出身论》后，到北京来找遇罗克，两人成为朋友。遇罗克被捕那天，警察正在遇罗克家搜查时，孙钢走了进去，也被逮捕。孙钢被判刑十五年，坐牢十年后获得平反出狱。

现在在美国北加州担任一家保安公司总裁的孙钢先生回忆说：“我原来跟遇罗克根本不认识，是看了《出身论》，看了《中学文革报》以后，才决定去找他。

我跟遇罗克探讨过这些问题。他讲，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实际上作为进步人类的一份子，都应该承认，社会的影响要大于家庭影响。我对他的这个出发点非常赞成，虽然他有些话说得比较激烈。我也看了好多批判他的文章，抓住他的一些话，例如说‘中国讲有成份，说穿了是一种歧视’，按照遇罗克的说法‘这种歧视不亚于印度的种姓制度’，这种话现在看来说得恰如其分。
在那个年代，有遇罗克这样的人，能够疾呼出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可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对能写出这种文章的人很敬佩。”

徐友渔先生当年是四川成都市的中学生，谈到《出身论》在当时的流传和影响。

徐友渔：“我记得，遇罗克的《出身论》最初大概是在北京1966年接近年底，或是还没有到年底就登出来了。

成都市第十九中学学生胡平，1966年12月，或者是1967年1月在成都办了一张报纸，传播遇罗克的文章。

徐友渔先生所说的这位中学生胡平现在美国任《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回忆说：“当年成都有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宣传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成都的中学里为这事也闹得很厉害，那时我们学校开批斗会，主要是批斗我。因为我也是长期受这种歧视，对这个问题思考比较多。遇罗克的文章我是1967年大概1月听说，找来一看觉得非常好，把我原来想过的问题都表达得非常透彻、非常清楚，而且表达得凌厉和严谨都是我当时作不到的。

所以，我们自己办了份小报，我们中有些是所谓出身‘黑五类’的，也有些出身‘红五类’的，他们一开始都是对‘对联’很不满意的，我们就一起找到遇罗克的文章，办了报，叫《中学战报》，我自己写了《发刊词》，还写了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但主要是转载遇罗克的文章，他的文章篇幅很长。

那时学校里办这类小报非常普遍。我们学校靠近四川大学印刷厂，我们就去些人帮助他们打扫清洁，作为交换，他们就帮我们印报纸，印出来以后，我们卖了一些，还到处去张贴。我还召集了一个会，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徐友渔，还有很多成都其他学校同学。”

徐友渔：“遇罗克在《出身论》发表以后写的很多文章，我大体都看过，可见遇罗克的文章传播很广，而且很早就被很多有理论意识和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注意到。”

主持人：“胡平先生，您的这份传播遇罗克文章的《中学战报》一共出版了几期？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
胡平：“就出了这一期，因为四川大学印刷厂后来不肯给我们印了。不完全是因为报纸文章的问题，他们正忙于别的事情，对这个事情不那么关心。后来，我们从街上的杂志、小报得知‘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公开批判《出身论》是大毒草，在当时情况下，虽然我们想不通，不服气，但是要继续做下去，也很困难了。

我因为参与了这件事，到后来1968年底、1969年初，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他们专门为我办‘学习班’，批判我。不过大概没有查出我办的报纸跟北京的人有什么联系，没有整出什么名堂，很快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的指示就来了，大家就‘一窝蜂’地下农村去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主持人：“您什么时候、怎样得知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胡平：“是通过一个朋友，我在召开《中学战报》讨论会时认识的一个在成都锦江中学读书的同学，他现在北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见多识广，喜欢到处串联。我们登《出身论》时，根本不知道作者叫遇罗克。当时文章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写的。一直到1970年，或者1971年，他告诉我遇罗克已经在北京被枪毙了。当时我们在边远的农村，根本不知道。”

我又采访了“文革”中在上海的一位中学生、现美国迪金森学院图书馆系教授、技术部主任、‘文革史’研究专家宋永毅先生，请他谈谈当年的《出身论》。

宋永毅：“‘文革’时，我是‘六六届’初中生，在上海市上海中学读书。上海中学是一个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上海最好的中学。1967年1月份北京《中学文革报》出版时，我正好在北京。当时《中学文革报》每一期我都跑到西单去买。
《出身论》当年在西藏、新疆都非常流行。我就记得在我们上海中学，《出身论》被抄成大字报，整整五十四张，贴在校园里，然后，被高干子弟的‘红卫兵’复盖掉，第二次还有人再抄五十四张，贴出来。

为什么呢？有群众基础。它的批判是对这个制度的，是对‘文革’中所掀起的那种青年法西斯文化的。”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