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婚礼，奇妙的姻缘

                           独特的婚礼，奇妙的姻缘

 

                                             (首播：2002年9月21日) 

             

                                      

 

 

（中国音乐《花好月圆》片段）

   

    今天是中国农历八月十五，万家团圆的“中秋节”，恭祝您和您的家人中秋快乐！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在这中秋时节，请听一对八十高龄的新婚夫妇不平凡的爱情故事——独特的婚礼 、奇妙的姻缘。

    

    2002年9月13日，旅居美国的八十多岁的中国学者司马璐先生和戈扬女士在纽约结婚。83岁的司马璐先生是中共党史专家，86岁的戈扬女士原是《新观察》杂志主编，八九“六四”后被撤职，流亡美国。他们二位早在少年时代相识，以后有将近五十年时间彼此不知下落，13年前在美国纽约重逢，9月13日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移民局法院，美国女法官玛格丽特.麦曼努斯（Margaret McManus）為司马璐先生和戈扬女士主持了独特而簡單的婚禮。婚礼上除了操办婚事的华人律师潘绮玲夫妇和律师的助理马大任和陈宏正二位先生外，没有邀请任何亲友、宾客。婚礼之后，我访问了这对八十多岁的新婚夫妇。

 

         司马璐先生说，他知道有人听到他们结婚的消息，非常好奇。

司马璐：“有的人听到说是两个八十多岁的人来结婚，大家好奇就好奇在这个地方”。

 

主持人：“是啊。你们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司马璐：“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有七十年了，彼此都是经过了很多的风浪。我们早期也追求的是自由民主，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曲折，现在大家又都回到这个共同的理想，所以这个彼此的相爱很自然，结婚是了一个心愿。”

 

司马璐先生说，谈到结婚，还要从两年前戈扬接受心脏手术说起。

司马璐：“这个心脏手术的时候，危险性很大，一个八十多岁的人动心脏手术，大家都认为危险性很大。她讲了一句很重的话，说等于这是她的遗言，对着她的儿子，当着我的面讲了，说‘我们现在就算是结婚了吧’，她的儿子也说‘我作证婚人’。这在当时是在心情低沉的情况下讲的，当作遗言，我们心情都很沉重。

 

戈扬女士回忆当时的情形。

戈扬：“2000年，当时已经84岁了。医生当着我的面说，这次我做心脏手术，只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我就怀疑他说多了，我说‘可能是百分之五十的把握’（笑）。我就想到，我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是司马璐和我的儿子小胡都在床边，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遗言嘛。我就告诉他们‘我就算跟司马璐结婚了’。我的儿子就讲‘我作证婚人，是你们结婚了’我就很高兴，就结束了这个谈话。”

 

司马璐：“后来开刀成功了，彼此都觉得应该做一件事情，补行这么一个结婚的仪式。”

 

主持人：“能不能请您讲一讲你们登记结婚、结婚典礼的过程？”

司马璐：“我们这个过程本来就是很简单，就有这么个心愿嘛，就同律师他们讲了，法院对我们比较优待，单独用一个房间。”

主持人：“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的顾问马大任先生是你们的证婚人之一，为什么请他作证婚人呢？”

司马璐：“他也是对我们的事很热心，因为我们原来的计划不想任何人，只是我们两个人。他们那里提出，至少你们也要有家里人啊，我们很多年的朋友，一方面我也姓马，他是作为我们马家的家属，后来他也很好心，他说‘好，我是家长了’。”

 

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也许会问“司马璐先生怎么姓马呢？”司马璐先原名马义，戈扬女士原名树佩华。所以，司马璐先生姓马是千真万确的。

 

接下来我采访了代表家人、为他们证婚的朋友，同样姓马的马大任先生。

主持人：“马大任先生！您认识司马璐和戈扬二位有多久了？”

    马大任：“我们认识很久很久了，和司马璐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主持人：“这次，您为他们作了证婚人，您是什么样的心情？”

马大任：“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们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长大了之后就各人走个人的路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晓得谁是谁。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因革命的关系都改了名字，他们都是老共产党员。司马璐因为意见不合，从延安逃出来以后就在香港办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当时是国外人研究中共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来源，叫作《展望》。那么戈扬呢，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成了一个重要的中央级的杂志《新观察》的总编辑，但他们两个都不晓得……一个在北京出《新观察》，一个在香港出《展望》，都不晓得谁是谁。一个是亲共，一个是反共。后来司马璐在中国收复香港之前就移民到美国来了。戈扬呢，‘六四’那一年也跑到美国来了，结果两个人在美国又重新见面。那么后来两方面的老伴都去世了嘛，所以他们觉得应该结婚了。为了庆贺他们的老年新婚，我就作了一首打油诗，祝贺他们新婚——

‘少年志同又道合，

    中年各自奔东西。

老天不负有心人，

璧合一对老夫妻。’”

 

主持人：“马大任先生！您是证婚人，能不能请您讲一讲他们的结婚仪式，都有哪些程序？”

马大任：“仪式非常简短，非常简单。他们是在移民局的一个小的法庭里边举行的一个婚礼，就请移民局的一个法官主持这个婚礼。当时在场的就是几个人，他们两位的律师、律师的丈夫，还有一个助理。我同一位姓陈的两个人，是证人（Witness），文件上面需要我们两个人签字。他们两个人在法官前面，听法官很简短的介绍以后，就拿一个结婚的证书。先让我们两个证婚人签字，然后让他们自己签字，这样就好了。不过我们就拍了好多照。”

 

马大任先生说，婚礼过程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新婚夫妇朗读他们的《结婚宣言》。

 

主持人：“司马璐先生，你们的这个婚礼确实独特，与一般的婚礼有很大的不同。好不好请您讲一讲关于你们的《结婚宣言》？”

司马璐：“我们也不要去做那种普通的那种‘你愿意嫁给他吗？’‘你愿意娶他吗？’因为这个律师帮我们宣传的很厉害，说我们怎么样有名啊，又是什么作家啦，这个法官就说‘那么请他们写一篇东西吧！’

 谈到这份《结婚宣言》，马大任先生说：‘这个宣言的内容倒是蛮有意思的，为什么他们这么大的年纪才结婚？这是很有意思的。

 

司马璐先生说，主持婚礼的法官对他们的结婚宣言很感兴趣。

司马璐：“这个法官说‘你们这个宣言讲得像一首诗一样，因为律师把它翻成英文。”

 

司马璐先生朗读他和戈扬女士的《结婚宣言》——

                    

                           《我们的结婚宣言》

 

   我们相识了70年，从幼年孤苦伶仃，一生中的艰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们怀念！我们坚守一个梦，为了共同的理想，为了民主和自由，不斷的接受挑戰。我們忘記了彼此說一個“愛”字。我們跌倒了爬起，又跌倒，又爬起。一個在北京辦《新觀察》，一個在香港辦《展望》，連結了我們的心靈，我們天各一方，還不知道誰是誰，原因是我們都改了姓名。我们多次逃过死神的召唤，居然都活了80多岁。感谢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使得我们又重新团聚。从此，我们相互扶持，安度晚年。

      感谢高贵的法官、潘绮玲律师，亲切友好的见证我们的结婚宣言。

 

                                                             司马璐（原名马义，时龄83岁）

                                                             戈扬（原名树佩华，时龄86岁）

      

      

     司马璐：“我们两个人同时在法官面前宣读，另外律师又用英文再宣读了一遍，法官是美国人。

     律师说‘你们还有什么交换戒指之类吗？’我们说‘这些事情我们都不需要了’。”

 

      通常结婚被认为是必要的程序，在司马璐和戈扬看来已经不需要了。在司马璐心中，他们结婚有独特的意义。”

      司马璐：“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互相交代的历史。”

 

      主持人：“你们为什么不多请一些亲友宾客参加婚礼呢？”

      司马璐：“本来我们要保密的，结果保不了密了，有些人对我们的故事很有兴趣。因为我们又是年纪这麽大，故事里面又有这一个时代的背景，又有革命，又有爱情。”

 

      让我们来听听这对新婚的老年夫妇用八十多个春秋书写的人生故事吧。

      司马璐先生出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戈扬女士出生于1916年。他们二位都是在出生后不到满月的时候失去了母亲。

   

戈扬：“他的母亲是自杀去世，我的母亲是得了‘血崩’。”

主持人：“你们二位最早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呢？”

司马璐：“我同戈扬在小的时候，十几岁时因为在同一个地方，江苏海安，后来我们又在镇江同时参加过‘读书会’。”

 

戈扬：“1936年我们都是读书会的。那时候我是高中生，他已经工作了。”

司马璐：“我学徒。”

 

司马璐先生说，由于他较早和共产党有联系，后来被抓进监狱。他回忆当时与戈扬的几次聚散离合。

司马璐：“她读书比我多。她读到师范。后来我又回到海安，因为已经从国民党监牢里出来，我们又在一起搞活动。”

 

主持人：“那时候你们一起搞什么活动？”

司马璐：“那时抗战之前都与抗日有关。”

 

当时江苏镇江的“读书会”是一个进步青年的团体，戈扬女士一直记得司马璐当年的样子。

戈扬：“很瘦的，他穿的个大皮鞋，破皮鞋，‘呱嗒呱嗒’，他在从‘流动图书馆’被国民党抓了之后，后来埋伏到海安的文化馆里。”

         司马璐：“我入党比她早。”

 

司马璐先生说，他记忆中的戈扬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给他印象特别深。

司马璐：“我觉得她是个美女，我想追求啊，但是排不上队。”

 

（戈扬和司马璐大笑，戈扬感叹一声）

         司马璐：“那个时代，参加‘读书会’的都是党的外围组织。”

 

戈扬：“他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告诉我……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无线电（收音机）。他这个文化馆里有一个无线电，他就听见了。那一天早晨，7月8日早晨，他就穿了……”

司马璐：“破皮鞋……”

（二人大笑）

 

戈扬：“……破皮鞋，到我家，告诉我说‘卢沟桥事变了！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了！’我就跟他一起到了文化馆。就写‘黑板报’。”

司马璐：“那个时候叫‘黑板报’。”

 

戈扬：“我起稿子，他在黑板上写。这样海安的人就知道了‘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司马璐：“我那个时候同党发生关系，后来就离开海安到上海。所以，她曾经写过一首诗，就说我突然就不见了。”

 

主持人：“你们这次分开是哪一年？那时候多大年纪？”

戈扬：“他就是到延安去的这一年。”

 

司马璐：“1937年，我18岁。”

戈扬：“我是21岁。”

 

司马璐说，他去了延安，后来戈扬参加了新四军。

司马璐：“在共产党里讲，我们延安的这派是正统的。他们这个是……（戈扬插话：新四军……）新四军同毛泽东是对抗的。”

 

主持人：“后来到什么时候又见面了呢？”

戈扬：“以后啊，就是他从延安出来了，到重庆见过面。”

 

主持人：“那是哪一年？”

司马璐：“1940年。”

 

主持人：“你们是怎么找到对方的呢？”

司马璐：“在重庆，路上又碰到了，我又重新同她常常谈话。就是那个时间，我们两个人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面工作。所以讲话反而谈政治比较少。我也不跟她谈我的秘密，她也不跟我谈她的秘密。她那时在邓颖超的领导下面工作，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面工作。”

 

主持人：“你们见面不谈工作，不谈党内的秘密，那你们经常见面谈什么呢？”

司马璐：“一见面就上酒馆。她的收入比我好，她就请我进小馆去，那个时候我对她感觉到很可爱，很温馨，很豪爽。非常豪爽，抗日、爱国、反对国民党腐败。”

 

主持人：“那个时期经常见面之后，什么时候又离开了呢？

司马璐：“到了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所有同共产党有关系的人都纷纷转到地下，所以我也看不到她了，他也看不到我了。”

 

主持人：“实际上后来你们各自去了什么地方？”

司马璐：“‘皖南事变’之后，她就到了苏北。我后来脱离了共产党，她们在共产党里边继续奋斗。解放之后，她也在新华社工作，我早就离开了。

我离开大陆是1949年年底，就是12月24日，因为那天是我到香港的时候，是圣诞节的前夕。她在共产党里边后来就作新华社的……主办过什么报纸。

 

主持人：“看上去你们所走的路渐渐背道而驰，实际上呢？”

         司马璐：“我们基本走的路后来又比较接近。她在大陆上办《新观察》的时候，我在香港办《展望》，两个刊物的名字意思好像又很相像。

        她那个《新观察》在‘反右’的时候，戈扬被打成‘右派’时，我在香港办的《展望》杂志又继续贯彻‘大鸣大放’的精神。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没有见面，但是在精神上，一方面同样做文化工作，一方面理想好像还保持在一起一样。她也在《新观察》这个共产党的刊物上追求自由精神，《新观察》的文章被认为是大陆上比较很开放的，我在香港也在呼应她。

         因为她的名字改了，我的名字在香港也改了。我并不知道《新观察》这个主办人戈扬是我年轻时认识的树佩华。我在香港搞得很热闹，她也不知道是我。”

 

 

        主持人：“您从1958年开始办《展望》杂志，一共办了多长时间？”     

        司马璐：“差不多有26年。”

 

        主持人：“当你们再见面，又过了多少年？”

        戈扬：“再见面就是1989年以后。”

 

        主持人：“将近五十年。你们已经都改了名字，后来怎么彼此认出来的呢？”

        戈扬：“后来在美国，才对上号。我因为莫里亚访问我，整理这稿子就给他了。他一看‘诶，照片有点像’，他就打电话给莫里亚。莫里亚说‘你认识司马璐？’我说‘我不认识啊’，她说‘就是马义’。‘奥’，我说‘小马义我认识’。

         司马璐：“当时纽约有一个中文杂志，也叫《探索》，就像从前魏京生办的《探索》同名。因为有些朋友感觉到那时魏京生被逮捕了，也要继续魏京生的精神。就在纽约办了《探索》，要我负责。

         有一天我收到一篇稿子。是访问戈扬的，戈扬就谈她的历史，还有照片，我看这个历史，我再看这照片，我说‘这个人我认识啊！’根据照片还可以看到她年轻时的影子。我就打电话给作者。实际就这么个情形之下，在纽约又重新碰到了。”

 

        主持人：“重新又见面是什么时候？”

        司马璐：“重新碰面大概就在那一年，1989年民运年底差不多。”

 

        主持人：“那时候你们见面是什么心情？说了些什么？”

        司马璐：“谈了过去的历史，小的时候纯粹的为了理想而奋斗，再加上现在有很多感受，就很接近，永远谈不完的，我们现在还是谈不完。”

 

        主持人：“你们后来怎么更加接近的呢？”

         司马璐：“我们这许多年实际上都是互相照顾，我在过去几年实际上也生过很重的病，戈扬很细心的照顾我。我在病的时候，那时候我很悲观，我说‘我快死了’，戈扬就说‘你死不得，因为你将来还要照顾我呢’，果然变成事实了。我的身体好，也是戈扬帮我弄好的。她又病得很重，就是心脏病开刀，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而且我说‘我们两个人将来死也可能时间差不多，彼此也少不了一个对方’。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信宗教，但是有很多神奇的事情。

         比方说，她办《新观察》的时候被打成右派，我在香港也同一个时间就办这个《展望》杂志。我这个杂志的重点是大陆右派的思想，无形中间我们两个人的心灵一直在相通。从我看到《新观察》我就很喜欢这个杂志，到美国来，戈扬自己没有带《新观察》出来，我倒是从香港把《新观察》带来了，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当时还不知道戈扬是谁，因为她的名字已经不同，这种心灵的交通一直没有停止，我不知道是怎么样解释。这种心灵的

相同啊，所以要请你这位心灵专家来解释。”

 

         主持人：“心灵专家我可是万万不敢当，但听了你们的故事，确实是中国人常说的‘天作之合’。”

          司马璐：“（笑，呵呵）天作之合。现在有好多朋友写的许多诗来，就同你的这个话差不多。

 

        主持人：“能不能请问你们现在有什么特别有兴趣做的事？对未来还有什么打算？”

        司马璐：“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完成我们的回忆录。我们两个人的回忆录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嘛，在这个时代的背景，同当初我们所看到的共产党真正充满了理想主义，最早的希望是民主自由、人人平等。年轻的时候，党指派什么工作绝对没有还价的。所以我们是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所以我也对早期的共产党还存在一种尊敬的感觉。

         从前是一个共产党员感觉很光荣，现在听什麽人是共产党员，感到……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感到好像有点不大好意思。共产党怎么变成现在这样子？

        我还是认为，我曾经为理想奋斗过，这个理想后来幻灭了。这个是一步一步认识的。我的路很曲折，我很希望共产党的朋友，大家都能认真的认识世界的潮流，中国需要走和平民主的道路，除掉经济的改革之外，也要进行政治的改革。

         我也很希望大陆新一代的青年人不要像我这样，走这么许多冤枉路。这个党是一个魔教，现在我们感觉到共产党已经没有当初所追求的……那个时候骂资本家剥削，现在共产党的剥削超过国民党的很多倍。”

 

         主持人：“马太太，您是怎么写您的回忆录的呢？”

         戈扬：“我就想啊，我这回忆录就是实际上写这个时代，写生活，留给后人，他能看到这个生活就可以了。我没有别的打算。”

 

        司马璐先生说，他们一起做的另一件事是为三年前在纽约成立的‘中华学人联谊会’工作。司马璐先生担任这个联谊会的会长。

         司马璐：“‘中华学人联谊会成立’等于我们生下的一个儿子（笑）。

         戈扬：“他特别爱护。”

 

         主持人：“您为什么主持这个团体、特别爱护这个团体？”

         司马璐：“我经过死亡的威胁也不知道多少次了，我能活到现在我很侥幸，也很满足。我就是以感恩的心情，目前就主持这么一个团体。我这个活动的钱是哪里来的呢，钱是我过八十岁生日时很多朋友送礼，纪念品我把它收下来了，我把送的钱集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成立基金，通过律师办一个手续，成立了这个团体。

         我们很欢迎大陆上如果经过香港的朋友同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安排学术的演讲或者座谈会，而且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怎么样谈都可以。

         我们一定要有不同的人在一起，交流不同的观点，才能够增进了解，共同进步，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所以，我感觉到中国还是很有希望。”

 

          主持人：“你们这么大年纪，做这些工作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司马璐：“我们的确很辛苦，来往的朋友也很多，来往的信件也很多。”

 

          主持人：“你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司马璐：“也可以说，又是一个梦啊，有一种精神，我和戈扬是相同的，就是我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于我们明天就见上帝，今天有这个能力，我们还是要做下去。”

          戈扬：“对，对，对。我也正在为这个使劲呢。”

 

          主持人：“在你们新婚大喜的日子里，我恭祝你们婚姻美满幸福！”

          戈扬：“我感谢你！同时我完全同意马义，就是司马璐他的话。我写的一份东西，没有写完，开始的一段是这么写的，‘老年人是一切都在结束，譬如结婚的问题，年轻人的观点是，好像人生的开始；老年人结婚是一种人生的结束，好互相维持，互相扶持而已。”

          司马璐：“我们也就是履行了彼此的诺言，互相维持，厮守终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