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金尧如的风骨（一）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首集首播：2004年1月31日）
1.洛杉矶“金尧如先生追思仪式”
原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先生1月18日在美国洛杉矶病逝
旅居美国的原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先生1月18日因患癌症在洛杉矶逝世，享年81岁。“金尧如先生追思仪式”于1月24日在洛杉矶举行。
金尧如先生早在62年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共产党在香港新闻宣传工作负责人。1989年，由于支持民主运动反对“六四”屠杀，他自动离开中国共产党，出走美国，后来定居洛杉矶。
多年来他一直在海外撰写文章，呼吁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倡导民主自由。
金尧如先生留在“心灵之旅”节目中的声音：希望“六四”平反快点到来
金尧如先生生前曾多次接受“心灵之旅”节目采访，重播他谈话录音片段——
金尧如：“ 1989年‘六四’晚上，我在香港看现场广播……所有场面都是真的。看到天安门，中国共产党的独裁者领导人，下令解放军开着坦克车机关枪冲进天安门，残酷地屠杀人民的那种景象……我在香港看到天亮，眼泪也跟着流到天亮。
我看到这些年轻人多么热爱中国，那个时候寄希望于共产党，希望他们能够改革，希望他们能够反对官倒，反对贪污，给中国人民一点自由，讲话的自由，给中国人民一点民主。让中国人民有点权利，讲话的权利，来纠正共产党一些错误的政策，或者共产党员中的那些堕落腐朽的人……，这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动乱’呢？
共产党……邓小平、李鹏他们怎么可以硬是把成百万英雄的、好的中国人民、好的青年，手无寸铁的，采取绝食请愿的青年说成动乱……我心中很沉痛，死了很多人……我作为一个老党员，作为一个现在已经离开中国大陆的爱国的中国人，表达我对‘六四’平反的希望和要求，希望平反的日子应该快点到来。”
“金尧如先生追思仪式”现场录音剪辑
1月24日上午，“金尧如先生追思仪式”在洛杉矶东郊玫瑰山墓园举行。金尧如先生的夫人谢莹女士、公子金陵、金建一、金庆国，女儿金朝虹、金朝曜，孙子女，以及来自全美各地的生前友好及各界人士100多人出席。
追思仪式由草庵居士主持，于浩成担任主祭。
（现场录音片段）
仪式主持者：“今天我们非常沉痛地悼念金尧如先生，有各位金先生的好友一起来追祭金先生。首先，我们先请于浩成先生来追思金尧如先生，并作为我们今天到场嘉宾代表致悼词。
于浩成致悼词：“深切悼念伟大的爱国者，民主主义政治家金尧如先生。
今天，我们这些金尧如先生生前亲朋好友、社会各界贤达，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这里举行追思会，向我们最尊敬和挚爱的导师和友人金尧如先生告别……”
金尧如先生的长子金陵先生在追思会上回顾了他父亲一生走过的道路。其中谈到金尧如先生离开中国的原因。
（现场录音片段）
金陵：“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政局风云突变，胡死赵倒，当局竟然出动几十万大军镇压要求‘反腐败、反官倒，拥护改革开放’的学生运动。天安门广场的鲜血，令父亲五内俱焚。他与香港《文汇报》社长李子诵携手而起，与《文汇报》广大的员工一道在《文汇报》的社论上打开‘天窗’，以‘痛心疾首’四字发出愤怒的抗议吼声。惊天地、动鬼神，可歌可泣，激起了香港人民百万大游行。
……从此，父亲与共产党体制决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飘洋过海，来到大洋彼岸。但是他在这里并不是桃源宁居，他不顾自己七十高龄，以笔为武器，向不民主的制度发起猛烈的战斗。十多年来，他笔战不已……”
（现场录音片段）
金尧如先生的长女金朝虹回忆父亲对他们兄妹的教育。
金朝虹：“父亲一生的身教言教，让我们懂得怎么作人。要律己严，待人宽，要记得别人对你的帮助，但要忘记你对别人的帮助。父亲为人宽厚，富于同情心。他孝敬父母，友敬兄妹，乐于助人。我们从小目睹，凡亲友故旧一有困难，他得知后都尽力帮助，慷慨解囊。”
金尧如先生追思仪式主祭人于浩成：追求自由思想的杰出老报人风范
于浩成先生原是中国公安部所属群众出版社社长，八九“六四”因持不同政见被关押，后旅居美国。于浩成先生先介绍了金尧如先生的简历。
于浩成：“金尧如先生于1923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他上中学时正好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基于民族义愤，他满腔热情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后到福建暨南大学接受中共闽西南党的领导，从事学生工作并当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大约在此时候，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秘密党员，从事地下工作。
抗战胜利后，随暨南大学迁回上海。1946年，北京发生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金尧如先生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声明反美抗暴，由此带动整个上海学生的大示威。他当选为‘上海学生反美抗暴联合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组织罢课游行等活动。不久，他就接到上海地方法院的传票，指控他聚众闹事。党组织决定他逃离上海。
1947年2月，他受命筹组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并任常委兼宣传部长，被派往台湾。他以在台南一所中学教书为掩护，从事秘密活动。
1947年底，国民党政府进行所谓‘全面清除匪谍’活动，他侥幸逃脱了追捕，回到香港。1949年底，他接任香港新闻宣传战线书记，并从1955年起在《文汇报》任职。负责中共对港澳地区的宣传统战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调回内地接受审查，被送广东‘粤北五七干校’改造。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才获得‘平反’，调至北京担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总编辑。两年后，再度调回香港，担任《文汇报》总编辑。”
于浩成先生概括描述了金尧如先生一生的心路历程。
于浩成：“金尧如先生原是中共老党员和高级干部，但中共在取得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专制统治和种种倒行逆施，使他觉悟到大陆的政治现实，与他当初入党追求的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高度现代化国家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
1989年的‘六四’事件更使他拍案而起，作为御用报纸党的喉舌的《文汇报》总编辑，竟然史无前例的决定在该报‘开天窗’，于头版刊出‘痛心疾首’四个大字。以凛然正气和大无畏精神向以武力镇压民众的中共当权者表示强烈抗议。这四个大字金光闪闪，雷霆万钧，海内外为之震撼。这也就决定了金尧如脱离中共被迫流亡海外一去不归的命运。
金尧如先生移居美国，在南加州洛杉矶海先达岗定居以来，依然密切关注大陆局势，积极支持海外民运。10多年来，他相继担任《中国之春》、《北京之春》等民运刊物的顾问。为港台报刊撰写了大量论文。他对大陆政情、香港政治发展和两岸关系都有深刻的见解。
金老正直无私、嫉恶如仇、性格豪爽，待人热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往往议论风声，滔滔不绝，表现出一位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杰出的政论家和老报人的风范。”
于浩成先生这样评价金尧如先生的一生：“回顾金尧如先生的一生，他当时之无愧是一位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的离去不能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民主运动以至于整个中国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
两年以来，我们送走了王若望、王若水、吴祖光、李慎之几位先生，今天金老又离我们去了，对金老说来，他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应该说是死而无憾的，除了他没有等到‘六四’事件的平反和民主化政治改革的启动，没有能够自由的重返自己的故乡，所谓‘落叶归根’、‘狐死首丘’。
我国南北朝时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古文说得好：‘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深生平于畴日’这不能不是所有飘零海外的游子的心声。这就是说，为争取我们伟大祖国民主和平统一进步的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我们这些后死者的肩上。”
于浩成先生代表前来参加“金尧如先生追思仪式”的人们，在他所致悼词的最后是这样说的：“敬爱的金老，安息吧！我们将接过您的重担，沿着您的足迹前行，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正如金老生前所说的‘春天降临北京，降临中国，民主自由凯歌响彻云霄’，以此安慰金尧如先生的在天之灵。1月24日”
金尧如先生的长子金陵：中国民主实现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金陵：“我父亲从年轻时参加抗日学生救亡运动，他参加共产党本意是为了中国走向民主和富强的道路。后来他到台湾，开展台湾地下党活动，党组织受到破坏以后，他撤离到香港，主要从事新闻和统战方面的工作。
他在新闻战线上讴歌祖国建设富强，他充满信心。团结香港、海外各阶层朋友。他动员促成了李宗仁的秘书长程思远先生回到北京，后来促成李宗仁回到北京。这是我父亲香港工作当中比较典型的一件事，他广泛团结了海外的朋友。
直到‘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被调回接受政治审查，然后又下放到‘五七’干校和粤北的煤矿‘劳动改造’、‘思想改造’。直到‘四人帮’粉碎后，重新回到香港工作。那时正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当政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局面比较有生气。我父亲也是用百倍的信心投入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去。那时他支持特区建设，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发动香港、海外的一些工商界朋友到内地投资，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金陵先生举例：“譬如说在深圳帮助香港的朋友搞了‘华侨墓园’，让海外的华侨可以落叶归根。帮助朋友引进核电项目，他还帮助世界上的一些组织，比如‘保护野生动物协会’，‘生物基金会’把他们引进到内地，对中国的环保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他也遭到很多风言风语，毁谤风起，被人批评攻击。但我父亲的性格比较倔犟，他不屈不挠地坚持为经济‘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工作。不管人家怎么说，他毫不动摇，也因此受到很大委屈。最可贵的一点，我父亲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从不接受金钱馈赠，这点他比较清白。”
金陵先生谈到金尧如先生因八九“六四”与当局持不同政见，自动离开后中国共产党，出走美国后的所作所为。
金陵：“在洛杉矶的十几年中，我父亲坚持用他的笔杆子向不民主的制度进行他力所能及的战斗，写了很多文章，鼓舞了追求民主的朋友们。一直到我父亲前几年病重时，就是在他临去世前几个月，还坚持写。”
主持人：“在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有没有对家人子女留下什么特别的嘱咐，特别的话？”
金陵：“特别的嘱咐倒没有。我父亲最后这几年一直关注着祖国的民主开放自由，这一点他的愿望非常强烈。他很希望能看到‘六四’的平反，中国民主的道路真正能够实现。他平常跟我们基本上都是谈这些问题。”
主持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他谈的比较多的话题吗？”
金陵：“对台海两岸问题他非常关心，他对两岸统一问题的看法是，必须要在和平和民主的前提下实现，他反对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他的愿望。他希望两岸能早日统一。
我父亲临逝世前，其实没想到自己会走的。他认为自己起码还能活5年甚至10年，他一直有这个信心。这次进医院，他还想着很快可以出来，没想到他这次最终倒下去。”
主持人：“您觉得父亲对您有什么影响？”
金陵：“我父亲的精神，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尊严这方面是很值得我们尊敬，这是他的精神所在。引两句诗，是陶渊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我父亲到他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还是我们中国有一天能够真正实现民主，他也希望自己能亲眼看到。
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我们子女很受教育。我们也要像父亲那样为人，好好作人，对社会要做出有益的事情。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是浙江绍兴人，我父亲也是浙江绍兴人，陆游有两句诗很著名，‘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我曾经也跟父亲聊起过，当时他希望能够亲眼看到民主的实现，那就不需要我们在家祭的时候告诉他。
现在他逝世了，中国的民主还没有实现。看起来，我们还是要像陆游……陆游是希望中原的恢复，我父亲是希望民主的是实现。我感觉某种程度上，我父亲的理念和境界比‘王师北定中原’还要高一些，现在我们也是无奈的只有将来‘家祭毋忘告乃翁’了。等中国真正实现民主的那一天，家祭的时候，我们要第一时间告诉他。”
主持人：“您的母亲现在身体好吗？”
金陵：“我母亲身体还不错，她非常坚强，当然她对我父亲的离去非常悲痛。”
金尧如先生的长女金朝虹：父亲说，遇上强敌最要紧的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
金朝虹特别谈到父亲对他们兄妹的影响。
金朝虹：“我父亲一生的为人，对我们子女都是身教言教的很大教育。我们记忆最深的是，从小父亲经常告诉我们‘要律己严，待人宽’。叫我们要帮助人，说‘如果你帮助了别人，你要忘记；但别人对你的帮助，你应该记在心里’。而且他助人为乐的事情我们也看得很多。凡是亲友故旧有什么困难，他一知道，马上尽力去帮助，慷慨解囊。
我们还记得‘文革’时有很多干部蒙冤受屈，有时到我家跟我父亲谈起这些事，我父亲仗义执言就替他们去申诉，他帮助人从来不要人家的报答和回馈。”
主持人：“在您心目中父亲还有什么特别的性情？”
金朝虹：“他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有时我的同学、朋友年轻人来了，在家里跟他聊天，他特别开心。而且他很鼓励年轻人畅所欲言谈自己的观点。有时听了以后他会说‘啊，这个人这个观点很好’‘那个人说的很有些想头’。
我们觉得受益最大的是从小他鼓励我们‘开卷有益，多读书’他不会限制我们读哪一类的书。读书以后，我们可以跟父亲畅所欲言谈自己的感受，甚至有些观点感受跟他不同，他也听我们讲。他比较喜欢自己有独立看法，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
我父亲其实非常爱我们5个孩子，大家都感受到的。我们从小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聚少离多。过年时是家里团聚的时候，特别开心，他让我们围在他身边。记得有几次过年时，我妈妈就主持让我们每个孩子出节目，我爸爸特别开心、特别活跃。他喜欢唱英文歌《老人河》，还唱很多的英文歌，又唱京戏，又讲故事，开玩笑。”
在中国，通常追思逝世者的时候往往只有哭声，很少会听到笑声。可是在美国有些不同，追思逝世者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回忆他们生前一些有趣的事情。有时候会引起人们会心的笑声。
金朝虹：“我父亲跟我们在一起有时像朋友。他性格很开朗，还有些淘气似的。他喜欢跟我们一起去打乒乓球，看我们骑自行车，他有时和我们比赛骑车技巧。
我印象中最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时候我家养了一只大公鸡，在家里挺威风的，昂首阔步顾盼自雄。后来有一次我们就把牠抱到邻居家，跟邻居的公鸡去‘斗鸡’，去玩。我父亲知道了，就兴致勃勃跟着我们一起去了。
结果，我家公鸡一跑到人家的地盘上就胆怯了，一上阵就落荒而逃，我们就都有点灰溜溜的。我父亲很生气，马上就说‘哎！不要牠了。我最不喜欢、最讨厌就是不战而败。遇上强敌不要紧，最要紧的就是你不畏强暴、敢于斗争’。
虽然这是大家在一块儿玩，但是他这些都给我们很大的影响。
我们兄弟姐妹后来大了，走上社会，我们都知道怎么为人。人的腰杆子要挺得硬，原则一定要坚持。
如果要讲起我父亲跟我们相聚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很长很长、很多很多故事可讲。他的性格很幽默，很开朗。我们都感受到父亲很疼很疼我们。
我们长大出去工作的时候，人家都觉得我们比较有自信，我们想想，可能是从小父亲对我们的优点总是赞扬，使我们面对各样的场面自己不会胆怯。”
金朝虹女士又回忆起这样一件事。
金朝虹：“他的孙子，就是我弟弟的孩子没有办法赶到洛杉矶参加追思会。他记得爷爷一件事。他小时候在洛杉矶，他爸爸怕他跑到爷爷的书房去捣乱，把爷爷的稿子弄乱，就采取了防护措施，不给他进去。结果……小孩子嘛，很好奇，趁人不备就溜进去了，随便抽本书出来看。
结果爷爷走过……他自己后来都记得，说他很怕爷爷骂他，结果爷爷没有骂他，反而还称赞他说‘哎呀，我的孙子厉害呀，他在看《孙子兵法》’。其实他那时候还不识字，刚好抽了一本《孙子兵法》出来，还像模像样好像大人看书一样，翻着那书看。爷爷反而很高兴。”
金朝虹说，她的父亲保持着童心、富有爱心，同时拥有很多朋友。
金朝虹：“因为我父亲担任领导工作很多年，他结交了很多朋友。我父亲的为人、性格，长期得到他朋友的尊重。所以尽管他在海外这么多年，他的很多朋友还是很挂念他。”
金尧如先生老友、台湾商界人士洪亮宇：佩服他“六四”后追求的新生命和理想
洪亮宇先生出生在中国大陆，1949年底偷渡到台湾。洪亮宇先生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他在香港做生意时认识金尧如先生，那时金先生是共产党官员，他们二人的交往“是从抬扛开始的”。“抬扛”，就是各执己见的争论，俗话常说“抬扛拌嘴”。
洪亮宇：“我跟他纯粹是朋友。他那时在香港做统战工作，我也知道。我大概跟他交往20多年了。初见面，是到香港时朋友介绍认识的，从彼此‘抬扛’开始。那时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就辩论，或者是到他家喝点酒，两个人聊天，我就骂共产党骂得很厉害。他对此有非常宽阔的胸襟，劝我回去看看，我也明知道他是‘统战’。”
主持人：“您当时有没有回去？”
洪亮宇：“有啊。他派儿子陪我去的。我也冒着很大的危险，回去看看。那时台湾还没开放，所以我到大陆去对任何人都不敢讲，也不敢留任何照片，连对家人都不敢讲。”
主持人：“那是哪一年？”
洪亮宇：“1981年。我用香港身份去的。”
主持人：“那次去大陆您有什么印象？”
洪亮宇：“当然，我对‘改革开放’以后有正面印象。可是基本上讲，还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很多地方还是人治社会，在海外的人还是看不惯。对大陆的看法，我对金尧如先生也从不隐瞒。”
主持人：“您对金尧如先生有哪些印象？”
洪亮宇：“他在共产党里面算是不错的，有点文人气息。他最大的好处是对任何朋友，只要有事情找他，他一定帮忙，他不问你的立场怎么样，先帮人家再说。所以他在香港那么多年，大家都非常怀念他，他有很多朋友。
除了喜欢帮助人以外，他希望大家‘改革开放’后一起往前看，很多事情……他介绍人家做生意。任何事情他只求耕耘，不求收获。很多人介绍生意后要人家‘回扣’，金先生这方面没有。
他对人豪爽，不像是个共产党员。我一直跟老金讲‘共产党说尽天下好话，做尽天下坏事’，可是跟他交往的时候，不觉得他是共产党员。即使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你也愿意跟他交往，因为他待人的这种态度，是个书生本色。”
主持人：“您说他是‘书生本色’，后来金先生身份有了变化，你们为什么还继续保持交往？”
洪亮宇：“‘六四’事件发生以后，共产党要他认错检讨，因为他以前做学生运动时，蒋委员长……就是蒋介石，对付学生最多是用水龙头冲他们，不会使用枪和坦克车，所以他对共产党的愤怒是很自然的义愤。那时共产党要他认错检讨一下，他说‘我情愿跳海’，他全家也很支持他。
他的职务被停掉，所有的待遇，房子什么的都没有了，在经济上也发生了很大困难。在这方面我们都跟他共同商量，尽我们的力量使他度过难关。所以后来对他整个的改变……我也邀请他到台湾来。”
主持人：“（‘六四’后）最初是哪一年邀他？”
洪亮宇：“他1992年到美国，我1993年邀请他来台湾。”
主持人：“在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曾经派金尧如先生到台湾做过地下工作，金先生应您的邀请去台湾，是多少年以后的旧地重游？”
洪亮宇：“1947年到1993年，中间隔了46年，再回台湾。各方面对他都非常礼遇，非常尊重。他到过台湾几次，都玩得很高兴，我全程陪同他。每次他都来一、两个礼拜。我陪他全岛都走遍了。”
主持人：“金先生最后一次到台湾是什么时候？”
洪亮宇：“是3年前。我跟他说，下次来我陪他到金门和马祖。”
主持人：“现在金老过世，您这个计划无法实现了，您现在想到些什么？”
洪亮宇：“金老过世，‘六四’事件到现在还不能平反，我想总有一天会平反的。金先生在生前没看到‘六四’平反，也是很大的遗憾。
我对他们‘六四’以后从香港跑到美国去的3个人，就是‘许千金’——许家屯先生、千家驹先生、金尧如先生，我对他们能够在‘六四’以后决心到美国去，虽然年纪都很大了，还是追求新的生命，新的理想，我就觉得很佩服。
我希望大陆有一天能够和平改革，让每个人都享受到自由和民主。”
凌锋：金尧如跟我讲“为搞统战对不住人的事，几十年受良心谴责”
专程从纽约赶到洛杉矶参加金尧如先生追思仪式的著名政治评论家凌锋先生，早年曾经在香港写文章批评挖苦过金尧如先生，后来他们却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凌锋先生回忆：“我称他‘金老’、‘金老总’，因为他本来是《文汇报》总编辑。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准备收回香港，讲了很多中国怎么怎么好，英国怎么怎么坏，来说明收回是合理的。
当时我在《信报》当编辑，也写专栏。当时金老总被从香港调回北京，担任‘中新社’负责人。但他去了一会儿就想回香港。当时中国在宣传‘一国两制’，我就在专栏里挖苦他，我没有点名，但是我说‘一个过气老总’指的就是他了，‘嘴上讲的马列主义，但是想留在香港过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挖苦他是‘一人两制’。
但到‘六四’后，我们认识了。因为当时他背叛了共产党阵营。”
谈到这里，凌锋先生对时下一些与此有关的不准确的说法作了纠正。
凌锋：“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说法，都讲‘六四’发生以后，《文汇报》开了‘天窗——’‘痛心疾首’，其实不是‘六四’，是5月21日。”
主持人：“是戒严之后。他跟我讲过。”
凌锋：“对。但是在香港、美国的一些报纸都把这个事件弄错。金老总虽然已经不是《文汇报》的老总，但因为他以前是，所以他跟李子诵社长在《文汇报》那边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过去我讲他是‘过气老总’，实际他并没有‘过气’，后来《文汇报》在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六四’前后的表现也很好。这倒不全是他一个人的工作，但是他在这里边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们认识以后就经常交往。金老总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跟一般共产党员不太一样，我觉得是党员里还比较保持些人性的，还是比较性情中人。”
主持人：“后来你们有了交往，金尧如先生还记得您曾经挖苦过他吗？”
凌锋：“他记得。”
主持人：“他怎么对待您？”
凌锋：“我在2001年出版《中共风雨八十年》，请他写序言，他气量蛮大的。因为同样当时我在香港写专栏也经常抨击香港的新华社，结果他们两次上报黑名单，不让我进中国大陆。跟金老总那种宽宏大量比起来，是一种很大的对比，看能不能听取不同意见，或是报复。”
凌锋先生说，1997年他离开香港来到美国，第一位接待他的人正是金尧如先生。
凌锋：“6月28日离开香港以后，当天到了洛杉矶，就住在金老总的家里。住了几天，香港回归那天，我跟他一起在洛杉矶看电视。”
主持人：“你们当时是什么心情？”
凌锋：“因为我们对共产党太了解了，不相信共产党能够把香港统治好，很不幸后来6年的情况证明我们的看法没有错。”
主持人：“在后来与金尧如先生的交往中，还有什么事给您留下印象比较深？”
凌锋：“1997年当年冬天，陈一谘在纽约搞‘研讨会’也请了他来，当时有‘八老对谈’包括许家屯、金尧如、戈扬……等8个年纪比较大的支持和同情中国民运的老一辈人。他们中好多是当年的共产党员，有人说自己到现在还信仰马列。金老总就很不客气地说‘如果到现在还信仰马列主义的话，可以说是患了老年痴呆症。”
凌锋先生曾经有机会和金尧如先生深谈，对金尧如先生的一些想法有所了解。
凌锋：“有几件事上他对共产党是不太满意的。一个是他当时是从台湾出来到香港工作，当时‘解放’初期，香港跟中国可以自由来往。
当时共产党给他的任务是把一些已经跑到香港的上海资本家动员回上海，参加恢复经济。据他说，当时有些资本家已经跑到香港，结果因为他负责统战，在他劝说下，就又回上海去了。但是没有两年就‘社会主义改造’，这些人在‘三反’、‘五反’又被共产党给斗了。他自己在良心上觉得过不去，几十年来良心上受到谴责，跟他后来脱离共产党有一定关系。
此外他还谈到，他先动员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回中国，后来李宗仁跟郭德洁也回去了。”
李宗仁先生曾经作过国民党政府的副总统、代总统，郭德洁是他的夫人。
凌锋：“郭德洁回去后得了癌症，想出来看病，结果被拒绝，金尧如先生当时很不以为然。当时搞统战，说什么‘来去自由’。他觉得既然来去自由，她想出来就应该让她出来。当时中国没让她出来，交涉了半天，最后大概周恩来又同意她出来了，但是癌症到末期，来不及挽救。这点上，他也觉得做了对不住人家的事。这些问题他都单门有跟我讲。
还有一点就是‘文革’中他自己受到冲击，也等于是把他骗回去，然后就进入‘学习班’要他‘交代问题’。
他本来在‘上海抗战’以后参加学生运动，国民党要抓他，党组织把他派到台湾去。台湾发生‘2.28’以后，蒋介石从南京发布指令，要在台湾抓他，当时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知道这事情后，共产党又通知他从台湾跑出来。
这两次都是共产党指示他跑掉的，但在审查时，说‘为什么别人都给抓了，只有你每次都给你跑掉了？是不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才不抓你？’
在‘文革’‘学习班’里，这方面他一直不认账，‘学习班’办完后还不给他回香港，再把他弄到一个煤矿去。
所以，他‘六四’以前就觉得共产党这方面做得有问题。这些历史因素加上‘六四’大是大非问题，就决定了他最后跟共产党决裂。”
陈一谘：“士可杀不可辱”，金老向强权抗争的精神
凌锋先生在前面提到的曾经在纽约举办“研讨会”，请“八老对谈”的陈一谘先生，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八九“六四”后流亡海外，在美国创办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陈一谘先生因患重病没能赶到洛杉矶参加“追思会”。
陈一谘先生说：“我觉得金老那种中国人‘士可杀，不可辱’的向强权抗争的精神，真是值得敬仰。金老一再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中国老百姓不可能得到平等的、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日子’。
金老为人特别随和，特别热情豪爽。金老驾鹤西去，我失去一个良师益友。当然，对于中国的进步事业来说，失去了一个为争取自由民主奋斗的战士。
金老病故，我心里非常难受。我因为重病也没法去参加追思仪式，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小文章，让朋友带去给唸一唸，同时送个花圈和一对挽联。”
张伟国：金尧如先生彻底坚持追求民主自由理念，非常难能可贵
专程从北加州赶到洛杉矶参加追思仪式的张伟国先生原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首席记者，八九“六四”后坐过牢，现在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他与金尧如先生也有比较密切的来往。
张伟国：“去年我们全家还去洛杉矶给他拜年。他告诉我他的癌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他的精神、言论都很乐观，我们为他高兴。
一个多月前我还在跟他联络。因为杜导斌那个案子，海外一些新闻界朋友和一些知识界的流亡人士组织‘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同盟’，也请他作发起人，他欣然允诺。言谈间他的精神好像还可以。所以对他的去世比较感觉意外。
他是个老共产党员，共产党体制里走出来的人‘六四’后为数不少像他这样能比较彻底坚持追求民主自由理念的，非常难能可贵。
他贯彻民主理念非常彻底。像他这样，如果留在体制里，应是生活得很好的高级官员。所以说，民主自由思想理念要坚持到底，实在不容易。
应该讲，他的一生实现了自己这样的追求。对一个人来讲，实际是到了很高的境界。
我跟他最近这十几年有相当深的私交。
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他对《世界经济导报》有一份特别的感情，因为钦本立落难的时候，他和香港的《文汇报》社长李子诵率先给钦本立发慰问电。再以后，《导报》一些流亡到海外的人或者是到海外出差的人，他都会非常热情的招待。我曾是《导报》一员，来海外后也承蒙他很多提携帮助，某种角度讲，真正知道怎么做新闻，在新闻上有一种比较接近现代的观念，我想是与金老的启发帮助引导分不开的。
我感到应该给金老送最后一程。希望向金老表示，我们会继续他追求新闻自由这一目标的努力，让他放心走吧！
访伍凡先生：金尧如是共产党里的异数，受到港澳台北京各地朋友的敬重佩服
洛杉矶追思仪式筹办人之一、 网刊《中国事务》总编辑伍凡先生接受我的采访，谈他与金尧如先生交往多年对金先生的印象。
伍凡：“我跟金老交往整整15年，常常到他家交谈。他在共产党里是个异数。共产党现在这么腐败，里面竟然出了这么个出污泥而不染的英雄人物，这么一个文人。
金老本来可以作富翁，他把钱全部捐给《文汇报》。两袖清风到了美国，写稿为生度晚年，令人钦佩。
所以，我愿意跟他讲任何话，有些我们的私人事情也来讨论。他很和善，交所有的朋友，不因政治观点不同而排斥。他以交朋友建立双方的信任和友好，然后谈不同的观点，这是他相当成功的地方。所以，他有台北的朋友，很敬重他；又有港澳的朋友怀念他、佩服他；北京的老朋友也忘不了他。”
洛杉矶追思仪式筹办人之一伍凡先生在会上介绍收到的唁电、信函
追思仪式筹办人之一伍凡先生在会上介绍了收到的一些吊唁电话和信函。
伍凡：“我收到的唁电唁信，名单有一、两百人，我没有全唸，就介绍了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的唁电、文章。
其中台湾有两个人的唁电，有大陆的朋友赵达功的，李普的由他女儿在会上自己唸了，还有德国的全德学生学者联合会也来唁电。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发来唁电，还有些个人，刘国凯、日本作家九哥写了哀悼信，在会上唸了。
还有很特殊的一封信，是我信箱里收到的，一个美国华裔军人，现在正要开拔去伊拉克，他看到我的网上金老过世消息，就要我（在会上）唸他的信，很短的英文信‘亲爱的伍凡弟兄，写这封信，请你告诉金尧如先生的家属，我向金尧如先生说再见，我因为马上要去伊拉克，没空来参加你的追思会，表示我的哀悼。’
追思会上，整个礼堂所有有墙的地方全部摆满了花圈，很多花篮还放在地下。一直从大门走廊进来，大门的墙和走廊的墙都摆满花圈。”
金尧如先生的儿子金庆国向发来唁函唁电的各方亲友致谢
在追思仪式上，金尧如先生的三儿子金庆国向发来唁函唁电的各方面亲友表示感谢。
（录音片段）
金庆国：“父母一生光明磊落﹐受到海內外朋友們敬重。父亲逝世以后﹐不仅有海外朋友们发來的唁电﹐也有香港﹑家乡﹐还有在香港新闻界、传媒界、工商界的朋友们发来的唁电。还收到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他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发来的唁电。也受到了北美各团体发来的唁，以及在北京政府现任高级干部发的唁电和传真。也收到了香港特区政府中的朋友们的唁电和传真。我在此代表我母亲、代表我们全家向各位致意，表示感谢！”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FA版权所有，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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