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

林昭遇难五十周年:她虽然死了,仍旧说话 — 专访杜克大学教授连曦博士(三)RFA张敏







林昭遇难五十周年:她虽然死了,仍旧说话 — 专访杜克大学教授连曦博士(三)( RFA张敏)

2018-05-07


华尔街日报-林昭:以血为墨的中国异见者
华尔街日报-林昭:以血为墨的中国异见者













*林昭遇难五十周年美国连曦教授著书撰文向英文世界介绍林昭。本节目专访连曦博士*
2018年4月29日是中国青年自由战士林昭殉难五十周年。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1957年被划为 “右派”,1960年10月被捕入狱。1962年初保外就医,同年12月再次被捕入狱,她曾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她在狱中书写反对毛泽东极权专制的血书、日记、《致 <人民日报>编辑部信》(“十四万言书”)等大量文字。
1965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改判为死刑,当天执行,年仅36岁。
2018年4月1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连曦博士的文章,题目是《以血为墨的中国异见者》(The Chinese Dissident Who Wrote in Blood)。
之前一个月,也就是今年3月,美国Basic图书出版公司(Basic Books)出版了连曦博士的英文新著《血书: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殉道者林昭鲜为人知的故事》(Blood Letters: The Untold Story of Lin Zhao, a Martyr in Mao’s China)。
在林昭遇难五十周年前夕,我采访了多年收集、研究有关林昭历史资料,并向英文世界读者介绍林昭的美国杜克大学神学院世界基督教研究终身教授连曦博士。
在前面节目中播出了本专访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今天请听本专访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

*上集节目简要回顾:选读林昭狱中文字片段,探究林昭精神资源——基督教信仰
在上次节目里,连曦博士选读了林昭狱中文字的几个段落。其中有——
连曦:“林昭她說 ‘我个人的战斗行动是完全自觉的!这也是他们,极权主义分子们对我最为嫉恨的一点!我有着高度清醒而更完全自觉的反抗意识!它促使我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战斗!确实很艰难,但我又何能不这样做呢?!我坚持着向极权制度共产魔鬼们争夺我的基本人权因为我是一个人!而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我本来应得享有自己之一份与生俱来的受自上帝的完整的人权!’
接下去有一段她这么写道:‘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份基本人权和民族同胞们普及的基本人权是完全不容割裂的!基本人权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完整的概念!……只要还有一个人被着奴役,就不能说人类是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为自己战斗也就是为我们的祖国、民族、同胞父老以及一切被奴役者战斗!”

在上次节目里,连曦教授谈到林昭的精神资源。
连曦:“他的精神资源是什么呢?她跟当时在‘文革’期间有一些所谓的‘异端思潮’、‘异端思想’就是有很大的不同,跟当时几乎所有这些人不一样的,是她在马列主义这个价值体系之外,找到她自己独立的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独立的一个道德体系,另外的一个道德体系,就是她的基督教信仰。”

*连曦教授对林昭精神资源进一步详析:林昭与她当时代很多被打成“右派”者的不同*
关于林昭的精神资源,连曦教授有更详细的分析。
连曦:“林昭的精神资源对她的抗争来说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林昭从性格上说,是非常刚烈的,这一点当然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如果仅从性格上分析的话,不能真正了解她的这种抗争的精神资源,为什么会坚持这种长期的抗争。
这一点上,林昭与她当时代很多人有不一样。因为在那个时期,‘反右’以后,我们看到很多人被打成‘右派’后,思想上想不通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对他们所受的这种冤屈不是很理解。
他怎么去找答案呢?我们在胡杰所拍的纪录片《星火》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细节,其中有个当时兰州大学被打成‘右派’的叫向承鉴。他说,他被从兰州大学逐出去后,到了农村乡下,他带了一大堆书,一头钻进那些书里。那些是什么书呢?全是马列著作。也就是说,对当时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精神资源非常有限。他们都接受马列主义那个道德体系、思想体系。所以他们在找答案时,通常大部分人也在里面来找答案。
回到我刚才所说的,即使有少部分人他们接受了西方思想、西方文明的影响,但是在那种环境下,他们即使有那种精神资源,也很难付诸于一种公开的行动。
所以在这一点上,林昭既有那种精神资源,又有一种使命感,而这个使命感主要是出自她的基督教信仰。
我们可以看到在林昭那个时代,要坚持林昭那种抗争需要两方面:一方面需要一种觉悟,另外一方面是需要那种勇气和一种使命感。很多人有那种觉悟,特别接触过西方文化的……包括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当时国内很多民主人士,像罗隆基、章伯钧这些人,被打成‘右派’的,他们都有受西方思想、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思想资源里,其实有这方面的资源,但是他们没有走林昭所走的路。
因为我想……林昭的精神资源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她的确受到原来在教会学校念书时培养的自由思想。用她自己的话语,就是‘过去在教会学校读书……多少受到些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思想影响’,这是她的《战场日记》里面提到的。是基督教信仰给她那种使命感,来支撑她那非常孤独漫长的抗争。所以在总体上趋向有道德制约的、非暴力的,而且是摒弃仇恨的政治抗争。
在这点上她有一个自我定位,她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那封长信里面自己这么说的,她把自己定位为 ‘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再一个,‘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精神境界和自我定位,有这样一种使命感使她坚持抗争,这种使命感和这种信仰又使她在抗争当中选择了一种有道德制约的、不是以暴易暴的抗争。这是她的特点。”

*连曦:林昭精神资源的其它成分——“五四”精神、中国传统“士”的情怀……*
连曦:“我觉得林昭的抗争是结合了她的基于宗教信仰的使命感和基于西方文化影响的来自西方人文传统的那种精神资源。当然,还有一点是‘五四’时期所谓‘五四精神’、‘五四传统’,也就是上次提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另外一个精神资源。再有一个也起相当作用的,就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士’的情怀,就是‘以天下为己任’那种情怀。这点在林昭抗争的文字里也可以看到。包括她在最后,1967年10月份就是她被捕7年时,她写了一首被捕7年口号,例如里面有这样一段 ‘被捕七年, 岁月云烟! 家国在怀,兴亡在肩!’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 宁为玉碎,以殉中华’……都属于中国传统‘士’的那种情怀。所以我想,林昭的精神资源里包括了这几方面。”

*连曦:我对信仰与政治抗争关系的思考——基督信仰赋予人抵制极权统治的道德勇气*
连曦:“我对信仰与政治抗争的关系有这样的思考,就是在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极权统治的巨轮碾压过数以千万的生命,其中绝大部分人成了无声无息的牺牲品。这点在1990年代末,法国出了一本书叫做《共产主义黑皮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里曾经提到,整个20世纪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那些丧命的人数远远超过在纳粹统治之下那些失去生命的人、被剥夺生命的人。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绝大部分人都无声无息的就死去了,只有为数不多的个人靠这种非凡的道德勇气,站出来孤独地反对极权统治。这里面有纳粹时期的朋霍费尔,还有苏联政权之下的索尔仁尼琴、有支持波兰团结工会而被杀的波皮耶卢什科神父,还有中国的林昭。
宗教信仰在这些人的英勇斗争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它赋予朋霍费尔以清晰的道德观,来宣告纳粹主义是异端邪说。大家熟悉索尔仁尼琴所著的《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自己解释他为什么反对共产极权:他认为共产制度是‘精神奴役’。对索尔仁尼琴来说,苏联不道德的极权制度是要我们把自己的灵魂完全地交出。他借用圣经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也就是说,属于皇帝的东西,就归给皇帝;属于上帝的就归给上帝’。索尔仁尼琴说‘当该撒要求我们把神的物也归给他时,这样的献祭我们断然不敢做!’
那么,对基督教信仰为何能赋予个人这种抵制极权统治的道德勇气,我们可以从二十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特洛尔奇 (Ernst Troeltsch)对基督教的分析中得到启发。他写道: 基督教因其‘无限的个人主义和普世精神’ ‘对任何形态的、完全世俗的权力都起着瓦解作用’。在林昭的孤独抗争中,我们看到了基督教信仰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它那残酷而混乱的道德体系所起到的瓦解作用。是这样的信仰支撑林昭的抗争,一直到50年前的4月。29日。”

*連曦:网上文字都不是林昭血书原来笔迹,审判员说看到林昭血书“太触神经”*
主持人:“我还有个问题。关于林昭留下的文字,您和一些研究者都提到血书,现在我们从网上看到的林昭手迹的影印件,究竟哪些是鲜血写的,哪些是墨水写的? ”
連曦:“根据我的研究,我们现在在网上所看到的都不是林昭血书的原来的笔迹。因为在提篮桥监狱的确当时是保存着林昭从血书誊写到纸上的那个用笔墨誊写的那些字迹。1982年上海高级法院当时所退还给家属的,都是退还这些誊写到纸上的林昭的文稿。
为这个事情,我特别采访了当时负责审理林昭平反案件的当时叫作审判员……就是现在的法官。他解释道,当时他决定把林昭档案里属于‘副档’的部分退还给家庭,里面没有血书退还。
我还特别问了他。我说‘当时您退还这些林昭手稿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她的血书也退还?’首先他解释了,到了他审理林昭案件的时候,那是1980年代初了,那时候他所看到的……他的确看到了林昭的血书,但是不多。
我就问他‘那么当时为什么这些血书没有退还?’
他回答我,说‘太触神经了’。所以,这是他当时作的决定。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位审判员为了保存中国现代思想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的确他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尽管他当时决定不把这个血书原件退还给家庭,他也是考虑到对家庭情感上这种影响,希望不要给家庭带来太大的刺激吧。”

主持人:“到底什么东西‘触神经’,他有没有告诉给您? ”
连曦:”他没有具体的展开,但是我觉得当时那个语境下就非常的清楚。他说,林昭诗写得非常好,他当时还把这些诗拿回家去用手来抄。但是说到血书原件的时候,他说,那个在发黄的纸上字都已经变成暗色了。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触目惊心的一个事情,也许他不想让家庭也受到这样的刺激。”

*连曦:林昭还有写在衣服、床单、布条上的血书,家人见到时已模糊不清*
连曦:“不过从更大的背景来说,还有这样一个情况……这也是我从采访当时在提蓝桥这个系统里工作过的人了解到的,提蓝桥基本上有这样一种做法,所有被判死刑的犯人,他们的遗物除了文字,其它的都要退还给家属。其中要退还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在里面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些被处死刑的犯人的遗物是不吉利的。
我觉得这点也是挺重要的。林昭当时用鲜血写了这么多的文字,为什么那个审判员在审查她的档案里面一些材料时,他看到的并不是非常多呢?我猜想就是当时既然林昭已经把血书全部都用笔墨来誊写到纸上,所以从监狱保存犯人的一些材料作为她反革命的罪证,从这个角度来说,已经可以用那些誊写到纸上的文字作为罪证,就不需要保留原来的血书。
这一点在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写的一篇叫作《我的姊姊林昭》那篇文章里有交代这样一个细节,就是林昭执行死刑以后几天,他们家里就收到去提篮桥监狱取遗物的通知。当时彭令范就陪着她妈妈去了提蓝桥,然后她们就取到包裹一只。我引用她的原话,就说‘内有棉被一卷,已完全拆开搜查过,血迹斑驳的白被单若干和不少白布条上有模糊不清的血书,还有几件衣服。我们反复检查所谓遗物,难觅片纸只字,或任何属于林昭的物质留存,遂将遗物送往旧货收购站’。

我们从法院系统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当时监狱里面除非那些属于她的‘正档’的里面很可能还包含血书。因为林昭在第一看守所里面,当时在被手铐铐了六个月以上,那时候她写的……包括她后来是抄的血书那九首(《血诗题衣》),都是最早她打草稿时用笔打的,就是在被反铐被送进单独的禁闭室之前,大部分她都已经打好草稿了。那么她是到1965年3月份的时候,把这九首诗都抄到她的衬衣上。我们可以想,当时要抄过来的话,如果还是反铐的话不大可能,那时只能是铐在前面她才有办法抄这九首诗。这是我的判断,的确有反铐,但不是从头到尾的反铐。就是在那六个月期间,甚至是在她胃肠炎时极度痛苦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解开这个铐。我相信是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她的确是有被反铐,而且是曾经有被两副手铐反铐过。”

*連曦:林昭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每一页加盖若干血的私章,是她真正的血迹*

主持人:“刚刚我们从血书说到反铐,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一下,在‘14万言书’上林昭怎么样用她自己的鲜血作了记号,而且那个记号还挺密集的,每一页上都有好几个。”
連曦:“是的。这一点让我们知道林昭在她的文字里面,对她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对她所做的事情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交代。我的判断是她的交代是非常的准确。这一点上其中有一个证据就是,她在《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她解释为什么那封信不是用她自己的鲜血来写的。她是这样说 ‘所以最后想了如现在这样的办法,以墨水誊录而在每页之上加盖着若干血的私章’。
那么我所看到的她的《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的原件(现存美国胡佛研究所)所拍的原件彩色的照片上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确在每一页上都盖着若干血的私章。正如她自己所说的,这个血的私章里面只有一个字,就是‘昭’字。
当时胡杰看到这封长信复印件,他告诉我他当时看到很多一圈一圈的,他不是看得很清楚,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后来因为我看到这个彩色的图像是非常清楚的,可以辨认出的确是每一页都有好几个盖着印着她自己鲜血的‘昭’字这样的私章,我估计这个私章是她在监狱里面自己刻的。”

主持人:“非常小,我(在彭令范家)看复印件的时候,并且同时从彭令范的口中知道,那是用鲜血做的记号。“
连曦:“也就是说所有我们所看到有她真正血迹的,应该只有那个私章才是。因为现在林昭的‘正档’还是密封的,谁都看不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她的‘正档’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猜想在‘正档’里面会有一些血书。因为那些只要林昭没有用她自己的笔来誊录过的,就是属于她的唯一保存下来她的文字,而在第一看守所的时候,当时她没有机会把所有的血书都用笔、用墨水来誊录。所以我的判断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属于这个审讯记录和跟她的所谓‘反革命案件’直接有关的,就是她的所谓‘犯罪记录’吧,保存在她的‘正档’里面,会包括她的一些血书。
那么当时这个审判员所说的,他看到了一些血书,而且不多,有可能所指的也就是在她的‘正档’里面仍然在保存的这些血书。”

*连曦:从资中筠谈“林昭的血性和胆量”看林昭所发出的先知的声音*
连曦:“我想提到,林昭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她的这种政治意见某些比较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她是彻底、公开的摒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整套的理论和信念。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主要是因为她有一个独立的道德思考,所以她的一个特点就是精神上的独立,反抗的这种彻底。
第二个是她作为公开反抗的这种道德勇气。前不久资中筠先生所作的一篇演讲里面提到的,她所称为‘林昭的血性和胆量’。资中筠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她提到说‘如果我在她那个年龄有她那样的血性和胆量,我早就不存在了’。她说她存在‘是因为我觉悟晚了。在林昭觉悟的那个时代,我还在兢兢业业地做螺丝钉”。
这里面提到两方面,第一个是她公开的抗争这种血性和胆量,另一方面是她的觉悟。我觉得林昭是结合这两点。 一个是她所看到的,是后人很多年以后才看到的,就是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共产制度。第二个是她当时有这种勇气,我觉得正是她的信仰使她既拥有这种勇气,又能够有那种觉悟。所以她所发出的是这种先知的声音。”
*连曦:在中共统治时代,林昭最早公开地摒弃了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君臣之道”
连曦:“还有一点,我个人还在继续思考,但是我想提出一些比较初步的想法。
我认为,在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跟统治者的关系几千年来一直是在这种‘君臣之道’里面。就是孔子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这个‘君臣之道’里面有一个特点,是君和臣认同同一个道德体系、同一个价值体系。即使臣有谏言,甚至是‘死谏’时,他这位臣也还是肯定这样一个道德体系。这个道德体系的核心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那么到了共产革命的时代,到了毛泽东时代,孔子所说的那种‘北辰’已经变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共统治的‘北辰’。那么林昭是在这个思想体系之外,她找到另外一个道德‘北辰’,就是基于基督教信仰的一种自由主义和‘人道激情’,这是林昭自己的话。
所以我觉得,在中共统治时代,林昭作为知识分子最早公开地摒弃了‘君臣之道’。”

*連曦:4月29日前后美国《达拉斯晨报》网络和纸板先后刊出连曦介绍林昭新书片段*
听众朋友!制作和播出这集节目的时候,已经是4月29日之后的几天了。
我问連曦教授:“我想知道,前面您提到美国《达拉斯晨报》(The Dallas Morning News)的编辑给您打过电话,希望转载您新书的片段,后来他们怎么做的呢?
連曦:“《达拉斯晨报》是在4月2 4日那天登出了网络版,然后在4月29日,也就是5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纸质版登出。
节选时,她征求了我的意见,她说大概有1,800字的空间,让我来选。我考虑了一下,选了我的书《序》的部分。
在《序》的开始,我就写道,1966年5月31日,时年33岁的林昭在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受审,然后判处她20年徒刑。在这之后,我就引用了林昭在判决后的第二天,她写的一份用血书……她自己的鲜血写的,叫作《判决后的声明》。我在《序》的开头,就引用了林昭《判决后的声明》,这是血书。
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她说‘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还做得太少,更做得非常不够。是的,我应该努力做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之外,这所谓的判决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藐视它!”我就在这开头引用这样的一句话。
然后在书的《序》里面我稍微介绍了一下当时‘文革’时那种疯狂的崇拜毛,当时在1960年代,特别在‘文革’期间,对毛偶像崇拜的那个背景。这个《序》最后的结束,写到我专访了当时审理林昭案件的这位审判员和他所交代的一些细节。这个大概就是这篇《达拉斯晨报》所登载的内容。”

*连曦:从林昭墓前的监控探头、警力和迁坟与否的通告,看林昭虽然死了,仍旧说话*
主持人:“林昭是在1980年、1981年两次她的案子得到纠正,宣告她无罪。1982年把她的部分手稿归还了家人。到现在算起来是36年。林昭遇难时是36岁,林昭部分手稿退还给家人到现在又是36年过去了,可是在林昭墓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个已经被宣告无罪的人,当局在10年前就在她的墓地安装了摄像头。后来据说是装了更多的监控摄像探头(连曦:是的)。又说最近又有关于迁墓迁坟的通告,引发海内外的关注。您怎么看这又36年过去,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您得到了什么相关的信息?”
連曦:“是这样的,您说的完全不错。10年前,林昭逝世四十周年马上快到来的时候,当局在林昭墓的旁边装了一个监控摄像探头。到了最近,其实装上非常多。不仅在山上,至少在3月30日以后,有可能在3月3 0日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不断都有警察部署在林昭墓的周围。一方面是警方人员那种部署,包括便衣的部署,另外就是又增加了很多摄像探头。
所以这里面所反映出来就是现在当局对林昭作为民主运动的一种象征、一种符号的顾虑或者担忧。我觉得林昭的确……特别是从胡杰的这部电影拍出来以后,后面还陆续有其他的,包括赵锐所写的《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是2009年出的。像这些书和胡杰的纪录片,都帮助林昭能够走入当今的中国公众视野,所以不可避免的林昭的思想就发生……又有了她的影响,因为她非常有感染力,这就是为什么林昭在当今能够让当局会这么非常紧张,特别当50年周年到来的时候。
至于迁墓这个事情,因为是这样的……3月初在林昭墓的附近贴出比较正式的一个公告,说当时因为跟森林防火有关系吧,要把韩世忠墓以北的那块地,就是林昭墓所在的那块地,叫家属必须在4月10日之前迁坟。过期以后就当作没人要了,要来处理,可能要把它挖掉了。所以这个公布出来以后,很多人就关注了。很快,我们发现在附近登出了另外一个《通告》,这是安息墓园……就是林昭墓所在的那块地,那个墓园管理方的一个《通告》就说没有迁坟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到目前为止,还是个谜。
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是迁坟的通知出来以后,有些人在背后或是在私底下来跟他们有作一些交涉,那这点我们外界就无从了解。
但是当然我个人是希望当局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所反映出只是当局自己的心虚。所以我希望中国政府能有足够的自信,让林昭墓能够保存下来。
无论林昭墓存留与否,4月29日灵岩山再度出现大量警力,当局对一名50年前被枪杀的年轻女性竟然如此恐惧,看似不合理性,但却是十分合乎逻辑。借用圣经的语言,她虽然死了,仍旧说话。”

听众朋友!林昭遇难50周年,对美国杜克大学连曦教授的专访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林昭遇难五十周年:探究林昭的精神资源——专访杜克大学教授连曦博士(二)




专访杜克大学教授连曦博士(二) (2018,04,28) 

2018-04-30
少女时代林昭(Public Domain)
少女时代林昭(Public Domain)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8年4月28日)
*林昭遇难五十周年美国连曦教授著书撰文向英文世界介绍林昭。本节目专访连曦博士*
2018年4月29日是中国青年自由战士林昭殉难五十周年。林昭原名彭令昭,苏州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1957年被划为 “右派”,1960年10月被捕入狱。1962年初保外就医,同年12月再次被捕入狱,她曾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她在狱中书写反对毛泽东极权专制的血书、日记、《致 <人民日报>编辑部信》(“十四万言书”)等大量文字。
1965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被改判为死刑,当天执行,年仅36岁。
2018年4月1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连曦博士的文章,题目是《以血为墨的中国异见者》(The Chinese Dissident Who Wrote in Blood)。
之前一个月,也就是今年3月,美国Basic图书出版公司(Basic Books)出版了连曦博士的英文新著《血书: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殉道者林昭鲜为人知的故事》(Blood Letters: The Untold Story of Lin Zhao, a Martyr in Mao’s China)。
在林昭遇难五十周年前夕,我采访了多年收集、研究有关林昭历史资料,并向英文世界读者介绍林昭的美国杜克大学神学院世界基督教研究终身教授连曦博士。
在上周节目里播出了专访的第一部分,今天请继续收听第二部分。

*连曦:林昭从根本上否定马列主义,把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讽为“楼梯上打架”* 
上集节目谈到林昭的‘14万言书’,连曦教授说:“ ‘ 十四万言书’的确是非常重要的。要研究林昭、了解林昭,都应该注意去看这个‘十四万言书’,因为林昭的一些思想最集中的反映也在这‘十四万言书’里。“
连曦:“第一个就是她思想的独立性。她在‘十四万言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林昭反对毛泽东的共产制度,她反对它,是作为一种奴役、作为一种暴政来反对。这跟当时在‘文革’期间有一些所谓的‘异端思潮’、‘异端思想’有很大不同。
所谓的‘异端思想’,没有脱离它这个大框架,大的框架都是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都是在肯定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来提出一些不同的思想。那么,林昭跟这些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她从最根本上否定了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体系。
比较具体的,她彻底否定了阶级斗争理论。这个‘阶级斗争’在毛泽东思想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一部分就是讲阶级斗争,而且是作为一种历史规律,不可摆脱逃脱的一种规律来进行捍卫,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那么林昭是怎么看这个阶级斗争呢?她说‘阶级斗争……’她把这个讽为……叫作‘楼梯上打架’,非常形象的一种表述,阶级就是楼梯吧。她提出,‘楼梯上打架’为什么不对呢?第一个,她认为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宇宙空间里面,我们没有需要整天强调‘你死我活’的这种斗争,是从根本上否定这点。
另外,我来引用她的一句话说,‘站在你们所藉以打架的那具贵楼梯上是永远无有真正的是非可言的!’
也就是说,林昭颠覆了毛和中共所建立的这种整个的道德体系。她强调说,阶级斗争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规律,不是所谓的‘真理’。
所以我认为这是真正的一种独立的精神,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陈寅恪提出的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觉得林昭当时在‘文革’期间是真正的传承了这样一种精神,就是独立的精神。因为她的思想能够摆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框架。”

*連曦:林昭的精神资源,独立价值判断标准、道德体系和道德勇气——她的基督信仰* 
連曦:“那么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她的精神资源是什么呢?
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在‘文革’期间有很多所谓的‘反革命’他们有‘异端思想’,为什么当时他们都没有摆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大的框架呢?
我们考虑到,他们的问题一个是精神的资源,另外一个是道德勇气。那么林昭所特别的一点是,在‘14万言书’中所看到,她也结合这两个。一个是独立的思想,另外她有一种道德的勇气。
她的精神资源是什么呢?跟几乎所有这些人不一样的是她在马列主义这个价值体系之外,她找到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独立的一个道德体系,另外一个道德体系,就是她的基督教信仰。”

主持人:“您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提到,林昭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教会学校读书,受洗成为基督,这是您找到的有林昭自己所写的陈述。还有,就是她曾经秘密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也是林昭自己写的?”
連曦:“是的。”

*連曦:林昭人生道路上的两条线索——参加共产革命和受洗成为基督徒*

主持人:“那么在林昭人生道路的线索上就有两条线,一条是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秘密加入的,大约是在十五、六岁。她受洗大约也是在十五、六岁。但是后来在她人生发展的线索上,这两条线实际上本身是不相容的。她在每一条线上都发生过变化。您刚才提到基督教的精神、信仰的因素在她一生中最终定格在她生命中。那么在回顾这两条线的发展过程中,您有什么特别的归纳或者表述?”
連曦:“您刚才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按我们现在的理解来说,基督教信仰跟共产主义的信仰是不相容的,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看的确是这样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退回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我们会发现当时在基督教这个群体里面有很多人恰恰认为,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基督徒道德实践。基督徒真正要活出他这种信仰的话,必须投身于一种运动来改变这个社会,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没有压迫的社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建立一个公正社会这个角度来说,当时的基督教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是很有些相通之处的。包括教会内部很多人都非常支持共产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林昭当时既接受基督教信仰,又投身共产革命,这里面是没有矛盾的。
那么在时间顺序上是这样的,林昭1947年秋季入了苏州……就是美国监理会办的教会学校,叫作‘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她进入这个学校后不久,我们不能确定是什么时候,但是应该是在1947年秋季以后,在1948年夏天之前,她入了教会。因为这一点在林昭的‘14万言书’里面,她有一个交代。”

主持人: “她讲得很清楚是受洗吗?”
連曦:“是的,她在‘14万言书’里面有这么一句,她说‘自己中学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她这么提到这一点。”

主持人:“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在15到16岁之间,是吗?”
连曦:“是的。在那时候林昭加入教会不久,受洗入教以后不久她就接受了共产党……当时几乎所有教会系统学校里面都有地下党一些活动,所以当时也在‘景海女子师范学校’里有地下党。在地下党影响之下,她入了党。这点在当时她给同学陆震华写的信里提到。后来在其它文字里,她自己说‘少年时当过三天地下党员’,所谓的‘三天’,当然就是说她很短的一段时间入了地下党。
估计当时也是认为国民党统治非常腐败,而且是非常不自由的一种社会。那么共产党所提供的一种愿景,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新民主的社会’。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她就参加了共产党。
而且可以从后面的一些文字资料里看到,林昭当时不仅入了党,而且还帮助党在地下印制和分发一些宣传材料。当时条件非常艰巨,在那种情况下,还包括油印一些党的宣传材料。估计她后来为什么会被上了苏州城防指挥部的黑名单,后来党组织命令她要从苏州撤离,有可能跟她当时油印这些宣传材料有关系。”

*連曦:林昭的心路历程在百年共产革命中的代表性——相信口号能成真者通常会被消灭*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为什么有一些归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在当时对共产主义也采取一种接纳,甚至也积极投身的这种情况。这就使人想到去年的11月7日刚刚是共产革命建立政权一百年,那么您觉得林昭的这个心路历程有代表性吗?”
連曦:“我觉得很有代表性。一个是她当时那种理想主义,因为当时共产革命在中国所吸引的那些人,都是非常有理想的人士。
比如说,美国记者斯诺在1937年出了一本书《西行漫记》英文叫《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但1938年它翻译成中文出版时,为了回避国民党的舆论审查,它的标题就改为《西行漫记》,出版后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到延安参加革命。
所以从这个理想主义来说,当时的确有很多相通之处。在教会里,其实很多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非常关注社会,非常有正义感,就像林昭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林昭……她当然后面……她说自己是多么的幼稚,但是那种幼稚里面也能够反映出当时那种理想主义。
第二个,就是从林昭投身共产革命,所经历的历程里面,我们也可以窥见这个共产革命在中国发展的一个过程和其中某些特征。
这一点可以再从吉拉斯的《新阶级》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吉拉斯作为南斯拉夫共产运动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所揭示的就是他在50年代出的《新阶级》那本书里所讲的,提到一些规律。我在我的书的第二章结束时,引用了吉拉斯的一段话。大致意思就是,革命成功之前,这些共产党员要参加共产党,意味着一种牺牲。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应该说是得到这种最高荣誉。
但是当这个政党巩固它的政权以后,拥有党籍就意味着属于一个特殊的阶级,党的核心里面就只有……可以说是一种全能的剥削者和主宰者,那么它已经蜕变为一个新的阶级。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吉拉斯提醒道:那些接受革命思想和口号的革命者,天真地相信那些思想与口号会真正变成现实的,通常都会被消灭。
那么林昭就属于那些保持了当时原有的那种理想、而相信革命成功以后,共产党夺权以后,还能继续保持那种理想,她就属于被消灭的那一群人。”

*連曦:林昭早年的基督信仰为她一生信仰历程作非常重要的铺垫——狱中主日大礼拜*
主持人:“那么从林昭心路历程的另一条线索去看,林昭她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个信仰在她生命中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到她后来,尤其是在一般了解林昭的人看到一些资料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在狱中有一位狱友叫俞以勒带领林昭信主,认为林昭是这时候成为基督徒。那么您接触更多史料之后认为不是,是她在很早的时候就受洗,和她入党几乎是同时,十五、六岁对吗?”
連曦:“是的。我觉得林昭的信仰历程应该可以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时,两年时间她所受那种教育、熏陶,对她以后一生的信仰都是作非常重要的铺垫。包括她后来在狱中所能够回忆起来的一些圣经的经文和她在狱中经常唱的这些圣诗。
林昭在狱中,每个星期天的主日早上九点半……她自己说,要开始作教堂的大礼拜,那么她特别在狱中所写的《灵耦絮语》里,她提供非常具体的一些细节。她把那些诗歌的歌名、一些歌词都能写出来,这些当时完全是凭着记忆,这些记忆是从哪儿来的?所有她记起的经文和诗歌,我的判断最主要的是从在‘景海’念书那个阶段,那时学来记得的。当然后来到1958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她又跟甘粹……就是她的未婚夫,到了北京一个教堂里作礼拜。那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在教堂作礼拜时,也非常可能她再次接触了一些圣经的经文和诗歌,可以说强化了她当时在‘景海’时就已经有过的那些记忆,因为林昭的记忆特别好。”

*連曦:狱中难友基督徒俞以勒对林昭的影响——强调十字架,与基督一同受苦*
主持人:“ 根据您的研究,您认为林昭的难友、基督徒俞以勒对林昭有什么影响吗?”
连曦:“到最后一个阶段,她的确接触了基督徒俞以勒。根据我的研究,她接触俞以勒是她第二次入监狱以后。就是在1962年12月她再次被捕入狱。有一段时间把她关押在提蓝桥。因为最主要的就是审前的关押地点……特别是‘反革命’,应该是第一看守所。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因为第一看守所没有地方,就暂时把她关到了提篮桥监狱,关了几个月。
后来到1963年时,正式把她从提篮桥监狱转到第一看守所,就是林昭所说的‘真正的魔窟,魔鬼的魔窟’。那以后,才开始在第一看守所接受审讯。
在这几个月时间,她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接触了基督徒俞以勒。俞以勒对她应该还是有一些影响,但毕竟在监狱里犯人彼此之间的谈话、沟通都非常有限,受到监视。所以这段的影响应该不可能是全面的影响,林昭的信仰不可能是在建立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因为你读了她后面的书信 ,会发现她的基督教信仰、对基督教的了解、对基督精神的体会是非常深的。
我觉得,俞以勒最大的对林昭的影响应该是使林昭的基督教思想从原来接受教会学校的那种基督教信仰……强调社会公正啊等等……这些基督教信仰,转换为一种所谓更加‘个人化’的、更加强调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且特别强调十字架、强调人的死……这都反映出当时在20世纪初中国本土基督教里面所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神学的倾向,就是强调一种不是入世的,而是比较出世的一种信仰。而且强调受苦,十字架与基督一同受苦,强调对个人自己的所谓‘血气’的一种否定。

*连曦:引用林昭文字,看信仰为她提供的独立价值体系、殉道勇气和对暴力循环的超越*
连曦:“这点在林昭最后一些书信里可以看出来,更使她坚信她所作的这种政治抗争不仅是一种政治抗争,而且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抗争。
这点上我可以引用林昭一些自己的文字来作些说明。比如,在‘14万言书’里,她说 ’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她说为了这个‘这个年青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被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
这里边有爱,也有这种坚持。她认为她的政治路线是基督政治的路线,是上帝仆人的路线。所以我也认为正是因为这种宗教信仰,给了她这种道德的独立性,让她能够超越那种现有体制所为她提供的价值体系,独立于它那个价值体系之外,她就能够去坚持她的抗争,而且是多年坚持下来。
还有一点,她的信仰体现出来就是在她的政治抗争里所看出的信仰对她的影响,就是信仰一方面给了她这种勇气,让她能够坚持,而且愿意殉道。她在书信里也提到说,如果上帝要让她成为一个殉道者,她非常愿意。所以这是信仰给她的力量。
在第二方面,我觉得信仰对她的政治抗争有非常大的影响,是使这种抗争超越了以暴易暴的循环。在共产革命里面,它所提到的这种仇恨、推翻一个罪恶的世界,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手段是一种暴力,用暴力手段来达到这种政治目的。
林昭在她的抗争里所体现的一种精神,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这里面特别是从她的《灵耦絮语》里,可以看到林昭自己内心的挣扎——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使用暴力呢?是否需要用暴力来推翻这一个残暴的政权呢?
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她不能认可暴力,当然林昭自己在这个事情上,也有过很多内心的纠结、很多挣扎。但她最确定的和最公开的来表述她自己的政治观点,应该是在‘14万言书’里面所提到的,她摒弃了暴力。”

*连曦:林昭强调奴役他人者自己也不得自由。她达到的思想高度,当时很少人超过*
连曦:“还有一点,就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在遭受那样一种残忍对待的时候,她还保持了一种对人性的肯定,这一点是特别感人的。
我念一段她的文字吧,就可以看出基督精神的这种文字,就是在‘14万言书’里。
她说 ‘“我越来越加清晰而且深切地察见你们那家魔鬼政党所犯下的那样许多可怕的惊人的罪恶!在那些时候我悲痛地哭了!我哭那些被你们作下之可怕的罪恶所糟践所逼迫所诱惑与所残害的不幸的灵魂。然而就是在这当中,在接触你们之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惨厉的权力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里,我仍然还察见到、还不全忽略过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现露①出来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在你们心灵深处多少还保有着未尽灭绝的人性!在那些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我哭你们之摆脱不了罪恶而乃被它那可怕的重量拖着愈来愈深地沉入灭亡之泥沼的血污的灵魂!你们看到这里想来是无动于中的,但我写到这里时眼眶里已经又涌上了灼热的泪水!先生们呵,奴役他人者必不能自由,这特别对于你们来说是一条如何无情地确实的真理呵!……’
所以她达到这样一种高度,就是她看到在那些最罪恶的核心里面,还有些人性的闪光。而且她也肯定一点,这一点也是包括当今的独裁者都还需要意识到的一点,就是奴役他人的,他自己也不得自由。所以林昭所达到的这种思想高度,其实在当时很少人超过的。”

*連曦:林昭被捕七周年给母亲的《血书家信》:归根结底我在天父手里不在魔鬼手里* 
主持人:“您的这部新书有一部分是《血书家信》,這一部分里有沒有您特別想介紹給我們聽眾的。”
連曦:“我想唸一篇《血书家信》,從這個《血書家信》里可以看到,在林昭接近她要受害的日期,她當時自己並不知道。在監獄的系統里,這很多東西都是秘密的吧。所以林昭當時……我要唸的这一段《血书家信》是1967年10月24 日寫的。
那時候林昭的判刑已經从二十年改為死刑了,但是還沒有最後批下來。在這時候,她在監獄里就受到很多虐待。包括提籃橋監獄原来的规定是每個月可以有一次家人來探訪。但是到1967年時取消了,這裡面當然一部分可能跟‘文革’那種混亂也有關係。
所以那時候,她要求見家人,反覆要求,他們都置之不理。而且還有些囚犯,他們藉著監獄里一些囚犯帮助做一些打水呀,或者做清潔……那些囚犯也對她有一些虐待。所以她要進行抗議,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写了些家信。连续差不多一個月時間,她寫了一些《血书家信》。這是當時她比较有序的每天寫一封《血书家信》。

這是她第二封家信。我來唸一下,從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她那種堅持。而且可以看到信仰在她的抗爭里所继续起的非常核心的作用。
這是1967年10月24日。因為林昭第一次被捕是1960年10月24日。所以她的信是這么寫的:

‘妈妈: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记得么?今天是我被捕的整整七周年!七年以前的那个夜晚,当你看见我被他们戴上手铐时,你哭了。尽管在自己的战斗生涯里碰上同样的考验时刻你并不哭。
别为我伤心,亲爱的妈妈,烈火炼真金呢!归根结底我是在天父的手里却不在他们魔鬼的手里!
今天我过得很平静,毫无多余的感伤因为用不着!就从被捕这一天起我在他们共产党人面前公开了自己之作为反抗者的身份并且公开坚持我之反共抗暴的自由战士基本立场,从这一点上来说,不但我自己别无退步,而且我与他们之间也决无两全!基督亲兵的仁心爱德仅只对于灵魂却不能对于罪恶!天父引领我看清自己的战斗道路!
我真有满腹战斗的豪情欲抒,但就这几句也还不知道你得到那会儿才看见;也许在展览会上?一笑!
我要见你!我的妈妈,我要见你!

昭儿
主历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连曦:林昭说“我坚持着向极权制度共产魔鬼们争夺我的基本人权,因为我是一个人”*
连曦:“我接下去想選讀一段林昭的文字,是1967年11月23日寫的,就是 离她遇难差不多五個月吧。”

主持人:“那麼距離現在人們所能看到的她最後的文字有多長時間?”
連曦: “不到兩個月。”

主持人:”現在所能看到的林昭最後的文字是到什麼時候?”
連曦:“最後的文字是1968年的1月14日,這封信是她給母親寫的。”

主持人:“距離她遇難的日子就是三個半月?”
連曦:“是的。是她寫給她母親最後的一封信。”
我接下去想選讀一段林昭的文字,是1967年11月23日寫的。這一天很特別,這天是她父親自殺的七週年。所以她那天有一種特別的衝動,一下開始了三個寫作項目,写三篇文章。
一篇是寫他父親的,叫作《父親的血》,完全用她自己的鮮血來寫的,这是第一篇。  
第二篇叫作《血書聲明》也是用她自己的鲜血來寫的。
第三篇是她開始寫的,叫作《心灵的战歌!——我呼吁人类!》這里面又再包括好幾篇。
第一篇叫作《一個兵士在陣地上》,我所唸的是這篇,不是用她自己的鲜血來寫的,而是用筆墨來寫的。她交代得非常清楚,这筆墨書信的第三頁我來唸一段。
她說:‘我个人的战斗行动是完全自觉的!这也是他们,极权主义分子们对我最为嫉恨的一点!我有着高度清醒而更完全自觉的反抗意识!它促使我在任何情况下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战斗!确实很艰难,但我又何能不这样做呢?!我坚持着向极权制度共产魔鬼们争夺我的基本人权因为我是一个人!而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人我本来应得享有自己之一份与生俱来的受自上帝的完整的人权!’
接下去有一段她写道:‘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份基本人权和民族同胞们普及的基本人权是完全不容割裂的!基本人权这个名词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完整的概念!……只要还有一个人被着奴役,就不能说人类是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为自己战斗也就是为我们的祖国、民族、同胞父老以及一切被奴役者战斗!”

听众朋友!今年4月 29日是林昭遇難50週年。這一天,本集節目正在播出中。林昭的話語藉著電波,跨越時空回响。

听众朋友!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对杜克大学连曦教授的专访,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在以后的节目中请继续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2019年4月18日星期四

林昭遇难五十周年:以血为墨的中国异见者—专访杜克大学教授连曦博士(一)RFA张敏

郦曼茵女士访谈录(四):回忆“文革”历史,关注中国现实-RFA张敏




郦曼茵女士访谈录(四):回忆“文革”历史,关注中国现实(RFA张敏)

2018-07-16

郦曼茵女士1995年59岁在美国获硕士学位(本人提供)
郦曼茵女士1995年59岁在美国获硕士学位(本人提供)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8,07,14)
*中国修书修宪,个人崇拜与禁言愈甚,令更多人忆“文革”*
今年5月16日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2周年。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谈到,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其中删去原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一课,将有关“文革”的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归入第六课,题目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把以前课本中“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错误的”三个字删去,改为“毛泽东认为”。
前不久,又从修书到修宪。删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并把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
近来中国各地个人崇拜和当局对不同意见的禁言打压也愈演愈烈。
这一切让越来越多中国人回忆起“文革”历史,回忆起毛泽东作为终身领袖时代自己的亲身经历。

*简介前三集节目内容*
在本访谈录的前三集中,现在在美国的退休专业人士郦曼茵女士谈了她对中国修书和修宪的看法,讲述了她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回顾了该案所谓“首犯”,俄文翻译王同竹(35岁)和王同竹的妹夫、数学专才孙本桥,以及朋友、英语专才姚祖彝被判处死刑枪杀案件简况。
这一案件在当时的南京尽人皆知,但今天的人所知甚少。
在上集节目中,郦曼茵女士谈到她这位当年学习电器安装专业的技术学校毕业生,是怎样与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现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俄文翻译王同竹相遇,之后不到两年,在“文革”“一打三反”中于1970年7月末的一天被押到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公判大会”判决。

*郦曼茵:我们被五花大绑,宣判后被軍用卡車拉着游街示众,头被低摁……当时心情*
以下请继续收听郦曼茵女士的回忆。
郦曼茵:“那天‘公判大会‘……要么就是7月24日,要么就是7月30日。把我们五花大綁,绑得紧紧的,根本身子就不能动。两边还有两个公安人員押着我们,把我们的头摁下來。除了看到地上,根本也什么都看不到。
站在台上,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所謂‘公判’,然后就是一个一个读名字,从王同竹读起,谁谁谁判死刑,谁谁谁判死刑……包括他的妹夫孙本桥,我当时就知道他是个数学天才,而且年纪也比较轻,人长很高大、很强壮的样子。还有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是王同竹的朋友,好几个人都被枪毙了。
每报出一个人来,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我脑袋上就好像有一个大棍子在我的头顶上砸一下似的。我真是不能相信,就为写了几句诗,就这样随便的枪毙掉了。
給我判了15年刑。

宣判以后把我們又都押上了軍用卡車,两个人在一辆卡车上,另外每个人的两边都有两个公安摁着我们的头頭。我们因为被摁着头,看不见后面。但是后来根据丁抒先生(文革史研究专家)的文章,說是后面还架着机枪。
有好些辆车,因为好些被判刑的人,所以就成為一个车队,从五台山体育场出來,沿着广州路,到中山路,到新街口,然后一直向南,目的地是江东门刑场,那是执行死刑的地方。
这一路中共当局已经组织了很多群众在马路上观看,大部分都站着,还有一些年纪老的人甚至还得弄把椅子坐在那里。两旁边人行道上、街道上都挤满了人。我被摁着头,但因为卡车比较高,所以我还是能够看到一部分人群。而且我能听到人群当中有些评论,有的人就指指点点,说‘这不是谁谁谁嘛’……我都听到我自己的名字。就是游街示众,一个非常古老的方法,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还是沿用这种古老野蛮的方法。”
主持人:“您还能回忆起当时自己在想什么吗?”
郦曼茵:“我当时在车上,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共产党的残忍暴力大大出乎我的想象之外。再一个想法就是想到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他们今天一定也被迫来出席这个公审大会,同时也被迫让他们在街道上观看。以及我的一些朋友啊等等,肯定他们都在那里,他们是跑不了的,是被迫要来的。所以我当时就对他们感觉到非常抱歉,非常愧疚,要让他们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认为这总归是因为我引起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情下。”

*郦曼茵:軍用卡車在群众中缓行,把王同竹等人送刑场执行死刑,我被送到监狱*
郦曼茵:“这个车队开得很慢,往江东门刑场去。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到了江东门,只是这个卡车停下来,大概是停了至少有20分钟的样子。我估猜这个时候也就是王同竹他们被押下卡车,把他们押到刑场去。当然刑场离卡车停的地方我想肯定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或者听到行刑当时现场的样子是什么样,我们无法看到。
总之我们大概停留了20分钟的样子就转回来,直接到南京市第一监狱,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叫‘老虎桥监狱’,就是我服刑的地方。

当时一直审判我的公安人员还找我去谈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就很坦白地跟他们说‘我没想到你们会判得这么严重’。然后他们就说了一番话,而且还说‘有一个人根本罪行没有你严重’,因为我还替王同竹抄写了诗词,人家根本什么也没做,说是‘他就判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以对你还是很宽大的’。那我跟他们有什么话说呢,就这样子我开始在老虎桥监狱服刑。”
*郦曼茵:沉重的劳改和两次险些病死的经历*
主持人:“您的朋友们被枪杀、被判刑,您自己是被判了15年这么长的刑期,在监狱里最初的时候,您脑子里在些想什么?”
郦曼茵:“我当时在想,共产党真厉害。它要是给我判10年,我出来也就45岁都不到,还可以学点东西,做点事。它给我判15年,我出来就差不多50岁了,中国人当时的感觉就是年已半百了,就让你根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记得我刚刚入狱时不停的流眼泪,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眼泪。他们干部找我谈话我也流眼泪,我自己晚上睡觉也流眼泪。而且我经过这两个月的批斗,判刑以后身体搞得一塌糊涂,骨瘦如柴。
这个‘老虎桥’也是个劳改队。我刚进劳改队时,真是希望让我休息两天,可是当天进去就叫我去劳动。劳动重得我根本就受不了,一天要站八个小时。我们做的是铜的自来水龙头,是出口外销的,里头要绕上石棉线,然后用锤子把石棉线砸进去,水才不会漏。我就做那个活儿。
我真是受不了。我果然倒下了,而且吐血了。我有肺结核的嘛,那是要休息、要营养……这我现在不死定了。结果他们就叫一个监狱里的犯人医生,她还是个华侨,长得很漂亮,她就来给我看病。她说‘哎呀!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像你这么瘦,你连大腿上都没有肉。’她不晓得我这两个月来怎么折腾的,她就给我开了一些治肺病的药,我还真命大,就没死掉。可我这样还照样要去劳动,在劳改队里哪有休息这回事的。
然后就在‘林彪事件’之后……”
主持人;“林彪事件是1971年9月13日。”
郦曼茵:“我们就从南京转监了,转到南通一个叫‘新生布厂’的劳改队,是做衣服……针织内衣,那里的劳动就没有那么重。在那个地方,一呆就呆了差不多有七、八年吧。这个当中我又有一次差点死掉,大出血。我前面有一个女犯,也是大出血,结果死掉了。我的症状跟她几乎是一样,他们一看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开刀了,我又没死掉……”

*郦曼茵:我有个很强烈的信念:一定要熬下去,毛泽东定死在我前头,中国会有所变化
郦曼茵:“判了15年,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反正共产党是这样,你就是刑满了,基本上不会让你回家的。它就是把你弄到一个什么农场去就业,虽然是自由之身,可是跟一般老百姓还是不一样,所以当时我一直就是这样一个打算。
但是我被捕以后,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就是我一定要熬下去,毛泽东一定死在我前头,他年龄要比我大得多。他一死,中国一定会有所变化,这就给我一个信念能够活下去。

就是毛泽东死的那天……那时候正是唐山大地震嘛,我们统统睡到外头棚子里去。我记得睡了两、三夜吧……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夜里死的吧,第二天就叫我们都回去了,说不睡外头了。那时候我们搬回监舍里去住,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死了。
一直到那天叫我们去开会,一走到会场我就听到了哀乐。哎呦,我(心里)说‘好了,毛泽东死了’。就开那个追悼会,大家都在那里,大多数犯人都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哎呀!我心里想‘他们也真能哭得出来!我也不明白’。
可是我哭不出来呀,我心里高兴啊,但是我又晓得四、五个干部都在走来走去看着我们呢,我就把头低着,两个手蒙着脸,心里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真的有男队的犯人,说是‘因为毛泽东的死幸灾乐祸’而加刑的。
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我们的劳动也从8小时延长为10小时,说是‘因为毛泽东去世巨大损失,我们要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弥补这个损失’。”

*郦曼茵:我拿到平反《判决书》,哭着朝天上喊 “王同竹啊,你在哪里呀?!”*
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文革”结束。1979年郦曼茵女士在坐牢近十年后获平反出狱。
1980年7月王同竹案得到平反。在现在能查到的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0年7月14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上写着:“现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管刑字第210号《刑事判决书》对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的判决,宣告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无罪释放。”

他们三人在被枪杀了10年后得到“无罪释放”的判决,怎样才能执行“释放”呢?
郦曼茵女士说:“我告诉你,那天我拿到平反的《判决书》以后,我真的哭出来了。这个一纸《判决书》意思就是说,他们也应该是被释放的了,因为是‘平反’了嘛!可是人都不在了,怎么‘释放’啊?!当时我朝天上喊 ‘王同竹啊,你在哪里呀?!’
后来我听说,被杀害了的人……给他们每人的家属一千块钱人民币。”

*郦曼茵:平反后七年不给我护照,只好通过“权宜婚姻”来美,这辈子被共产党耽误了*
郦曼茵:“ 我平反出来是1979年。我本人虽然在1979年底获得平反,可是当我申请护照要到美国探亲的时候,他就是不发给我护照,就是怕我到了美国以后会继续做对他的政权不利的事情吧,就是不给我护照。
为此呢,我后来不得不和有美国绿卡、但是几乎没有文化知识的我现在的丈夫结婚,这样我一直到1986年底才来到美国。也就是说,这个当中耽误了七年时间。我到美国来时已经50岁了,如果我能够早一点出来,跟50岁才出来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感觉我这一辈子都让共产党给耽误了。我后来为了要到美国来,而跟我现在的丈夫结婚,真的是一种‘权宜婚姻’。
‘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到美国好容易呀,只要中国放,美国都收的。可是我没有护照,根本就不行了。

郦曼茵:“当然啦,你想一个读到研究生水平的人,跟一个几乎没什么文化的人在一起生活,这种生活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吧。像我们这种婚姻,可能99.5%都离婚了。可是我觉得,第一呢,我把心思全部放在求学呀这些事情上;第二呢,我觉得我要是这样做,从道义上说不过去;第三呢,我也是觉得因为他不如我,我如果跟他离婚以后,我没问题,但是他为了跟我结婚,也花了一些钱啊什么的,如果我离开他的话,他会处于很不利的境地,除非我有很大的一笔钱来补偿他,可是我也没那个钱。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应该离开他,就一直维持到现在,也就过来了吧。
这个其中的悲苦、喜乐、无奈…等等,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说清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做还是比较对的,比较好,所以我就这样做了。他还是一个比较善良、比较老实的人。假如他人不好,那我可能也就义无反顾了。对不对?”

*郦曼茵:王同竹诗毁人亡,我希望更多人知道他,我懊丧自己拿不出他一首诗*
我问现年81岁的郦曼茵女士,为什么现在重提50年前她所认识的王同竹和自己被牵涉其中的王同竹案?
郦曼茵:“在1979年平反以后,我当时的心情跟现在不同,我都不愿意再去回忆那件事情。当然王同竹他们都不在了,还有其他几个人也是牵连到这个案子里来的,也是判了刑的人。他们真的没做什么,只是跟王同竹是朋友而已。而我反而倒是真还做了一点什么,帮助王同竹整理了诗词嘛。所以我当时平反出狱后,我是不愿意跟所有这些人来往,想摆脱这个阴影。
可是后来呢,我到了美国以后时间越过越长,越是觉得王同竹这样一个人不应该就这么白白的死去,不应该不受到怀念。再加上我到美国以后还去读了研究院,所以我对事情的看法当然也就越越来越不一样了。我就觉得,王同竹诗毁人亡,诗也全被共产党毁掉,人也被共产党杀害了,好像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来怀念他。
他在‘文革’当中被杀害,也应该是受到大家怀念的一个人。所以逐步逐步我就老是觉得‘哎呀,我一直没有做一点事情来纪念他,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所以我希望把他的事情能够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是非常有才,而且他是坚决反共的。”
主持人:“您前面说到,王同竹先生是诗毁人亡。现在能找到的有关他和当时一起被枪杀的同案人的材料很少。我在网络上没有搜索到王同竹先生的照片。您和您所知道的朋友手中有没有王同竹先生的照片?”
郦曼茵:“我在南京时看到过王同竹自己带的……就是他当年在马列主义编译局时穿着西装、穿着大衣照的几张照片,那个时候年纪轻,形象还是蛮好的,其它我也没看到过别的照片。
我自己一直很懊丧,就是我拿不出王同竹的一首诗来。我在认识他之前,是先读了他的诗词,后来才认识他的。我读到他诗词的时候被深深地打动,印象非常的深刻。第一,我觉得他的诗写得太好了,比一般歌功颂德派的诗人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诗歌……简直没法跟王同竹写的诗词来比。不论是诗词艺术技巧上的那种深厚的功底,还是那种思想的深刻和情绪的强烈,那种表达形式上的优美,感染力很强……我觉得一般我根本就没有读到过这样的诗。也因此我一直为他的诗词随着他的受害而没有留下片纸只语而感觉非常心疼。”

*郦曼茵:我给王同竹抄写整理诗词,出于知音欣赏,付出十年铁窗代价,我没后悔过*主持人:“回忆当年,还有什么是您特别难忘的细节?”
郦曼茵:“当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情节,就是我帮他抄写诗词的事情。因为这也是我的主要‘罪行’嘛。我不但抄写了,而且还按照他创作的时间加以排列。当然我知道做这件事要担风险的,后来我就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主要的‘罪名’而判刑15年。
其实,我觉得即使我没有为他抄写诗词,单凭我和他认识,而且有所来往,也还是会要判刑的。那我当时为什么要为他抄写诗词?我认为这些诗词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很高的价值,因此我为他抄写诗词,真的完全是为了帮助他保留诗作。从中国传统来说,那就是知音之间因为欣赏作品而很自然的一种表现。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义不容辞的为他抄写、整理,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想。我为此付出十年的铁窗代价,但没有后悔过。”

*郦曼茵:王同竹那时已从根本上认识到马列主义的谬误,他的觉悟和认识比较超前*
主持人:“王同竹有非常好的俄语水平,他又有文学创作方面的天分,尤其是在马列编译局工作,他也大量接触马列主义的一些原著。在你们的接触中,马克思主义这一套理论,他又是怎么看的?你们的谈话中……您还能回忆起和我上述所说的内容相关的细节吗?”
郦曼茵:“我可以讲一点关于这方面。在我们接触中,王同竹对于俄罗斯文化、文学艺术,当然都表现出非常熟悉。他能够唱很多俄罗斯的歌曲,在俄罗斯方面……他曾经谈到普希金、莱蒙托夫啊,这些肯定对他写新诗方面是有影响的。
中国的传统诗那就更不要说了,他熟读中国古典诗词。
关于他所工作的……所翻译的马列主义著作,这方面我就觉得他那种觉悟、他的认识,比我们这些普通的人真是要深刻得多。那时候我们只是想到共产党的好多做法是不对的。我的主要的批评是对毛泽东,我认为是毛泽东胡来,也许中共的其他人不像他那样,我这种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而他那时候已经能从根本上认识到马列主义本身的谬误。他对于这个马列主义当时已经很轻蔑地叫它‘马肋牛排’,马的肋骨,牛的排骨,他就认为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不可取的,根本就是谬误的。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他真是比较超前,因为我们到后来才有这样的认识。”

*郦曼茵:我被判刑后认识共产党的残忍性,过去我还是低估了*
郦曼茵:“再有一个,判刑以后我就对共产党残忍性的认识……我觉得我过去还是低估了。我们只是私底下有一些反共的思想和言论,或者写了一些什么,并没有其它行为,竟然就遭到让共产党格杀勿论的程度,我确实感到震惊,感到无法相信。
现代国家的法律对‘颠覆政权’、‘反对当局’,那也必须要有行动。只有中共,你有一点对它不满意,或者不同意,它就能要你的命。它为了巩固政权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比方我本人,我是感到我这一辈子都让共产党给耽误了。哎呀,我也不要用‘毁’了那个字吧,因为我也没给它毁掉就是了。至少处处我都是受到它的辖制、阻挠,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所以我自己也正在写中国对我一生影响的回忆录。”

*郦曼茵:中共政权可能一段时间确实有一点进步,可是很快它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郦曼茵:“还有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被平反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派了两个法警到我劳动改造的那个南通市‘新生布厂’劳改队来接我回南京。我们是坐长江轮船从南通一直到南京。是晚上上的船,在船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到达南京。
下了船以后,我就听到大喇叭里在放歌。我们过去一直都听到的是放所谓的‘革命歌曲’,可是我这次从船上下来,也就是十年以后回到南京,第一次听到的歌声却是一个美国影星和歌星的歌,这个人的名字我都叫得出来,叫奈尔森.艾迪。哎呀,我简直就不相信我的耳朵!我说‘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变啦?’‘是不是共产党真的变啦?’
当然后来的事情我就发现,唱歌可以唱美国的歌,其它什么生活享受方面都可以向西方学习,但是意识形态是不可以变的,政权是不可以变的。我当时听到这个美国歌手的歌声以后,我的疑问当然就得到了事实的解答。

每当我想到王同竹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没有在‘文革’当中受到杀害,而能够活到‘文革’之后的话,他的作品可能会在1980年代获得出版的机会。当然除了太敏感的反共的作品可能不行,但是一定还是有很多作品可以获得出版机会。他的作品我可以肯定,一定会获得广泛关注。
但是呢,过了那段时间以后,我想他一定会再一次受到压制。因为中国其实在‘改革开放’……也就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之前,这段时间我觉得还是比较开放和进步的。但是,从‘六四’以后就开始倒退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虽然在物质财富上、甚至在科学技术上,中国确实是大大进步了。可是在意识形态、言论自由、教育等方面,那是越来越倒退了。
教育部不许大学教授传西方的学说,那些比较敢说话的大学教授,现在好像都被中共从大学里踢出去了,甚至从中国踢出国门了。所以,这个现象跟‘改革开放’之初完全是一个大倒退。

我曾经在《世界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主要是说,今天的中共比他们当年要推翻的所谓‘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反动得多。什么叫‘反动’呢?那就是逆时代潮流、和老百姓的民心背道而驰。就是压制民心,欺负老百姓,把老百姓的口堵起来。就是贪污腐化,只晓得自己荒淫无度、恬不知耻的那种生活,完全不顾老百姓上访、诉冤,他们不但不理,而且是进行打击压制……
种种现象说明,他们已经反动到极点了。所以它现在已经必须依靠政治镇压来维持。镇压异议者,镇压维权者,镇压说真话的人,镇压有正义感和良知的律师。甚至镇压为他、它卖过命的上访老兵。一个政权到了这样草木皆兵的程度还长得了吗?
中共这个政权可能一段时间确实有一点进步,可是很快的它就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一个政权在退步,而人民却在进步。所以我觉得不用太久吧,进步势力是一定会胜过反动势力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郦曼茵:如果我们不对毛泽东进行深入批判的话,那么共产党就可以继续蒙骗人民*
郦曼茵女士说:“我是想在我们结束这个谈话之前,我有一个建议。因为你们自由亚洲电台对于保存历史真相……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也非常感谢你们,我相信将来历史也会感谢你们,做得非常好。
因为虽然当时邓小平的时候已经下了结论,说对毛的评价是‘三七开’,是一个什么‘伟大革命家犯了错误’等等,但他还是不准批的嘛。‘文革’不准批,毛也不准批。而现在习近平是越走越远了,甚至于把毛的罪恶都说成‘艰辛探索’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批毛……当然有很多人已经写了很多批毛的文章,但是我们始终没有一个真正有规模的、有系统的、深入的批毛。我很希望有人能够牵头来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如果我们不对毛泽东进行深入批判的话,那么共产党就可以继续蒙骗人民。”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2019年4月13日星期六

郦曼茵女士访谈录(三):忆与王同竹相遇前后-RFA张敏




郦曼茵女士访谈录(三):忆与王同竹相遇前后(RFA张敏)

2018-07-09


郦曼茵2017年80岁圣诞节(本人提供)
郦曼茵2017年80岁圣诞节(本人提供)
Photo: RFA
















从修改教科书到修宪,近来个人崇拜与禁言打压愈演愈烈,令更多人忆“文革”* 
今年5月16日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2周年。在前面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谈到,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其中删去原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一课,将有关“文革”的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归入第六课,题目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把以前课本中“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错误的”三个字删去,改为“毛泽东认为”。
前不久,又从修书到修宪。删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并把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
近来中国各地个人崇拜和当局对不同意见的禁言打压也愈演愈烈。
这一切让越来越多中国人回忆起“文革”历史,回忆起毛泽东作为终身领袖时代自己的亲身经历。

*简介本访谈录前两部分内容和第三部分主线*
在本访谈录之一部分,现在在美国的退休专业人士郦曼茵女士谈了她对中国修改教科书和修宪的看法,又讲述了她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的经历。回顾了该案所谓“首犯”,俄文翻译王同竹和王同竹的妹夫、数学专才孙本桥,以及朋友、英语专才姚祖彝被判处死刑枪杀案件简况。
这一案件在当时的南京尽人皆知,但今天的人所知甚少。
在本访谈录第二部分,郦曼茵女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相关记忆对现在网上不多的关于王同竹案的记述作了一些订正,郦曼茵女士也谈到自己艰难的求学之路。
她这位当年学习电器安装专业的技术学校毕业生,又是怎样与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现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俄文翻译王同竹相遇的呢?
今天我们就听听郦曼茵女士讲述与王同竹相遇前前后后直到王同竹被判处死刑,她自己被作为同案判处十五年徒刑的经过。

*郦曼茵:技校二年级时三同学开会商讨办杂志《潮锋》未果,三年级“肃反”被追究 *
郦曼茵:“ 我的出身不好,共产党不让我上大学。 所以我是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上海电器制造学校,我学的是电器安装。
毕业那年正好是1955年‘反胡风’,扩大为全国性‘肃反运动’,因此大学毕业生也好,中技校的毕业生也好,我们统统必须参加这个‘肃反运动’。结果我在‘肃反运动’里第一次受到打击。因为我和班上另外两个同学曾经开过一次会,商讨过一次想要办一个杂志。商讨了半天,因为没有钱,结果也没办起来,那就算了。”

主持人:“杂志的名字起了没有,叫什么?”
郦曼茵:“起了。这个杂志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罪名,因为我们想出的名字叫《潮锋》。这个名字可能也是受到去参观鲁迅纪念馆时候一些杂志名字的影响。那时候他们有《浙江潮》啊什么的。所以我们想叫《潮锋》。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当然啦,它又是潮水,又是潮水的尖锋,像浪一样的。同时它也是‘嘲讽’的谐音,所以这个名字是一个很大的罪名。”

主持人:“在给你们定罪时,他们把这个谐音给破解了?是吗?”
郦曼茵:“对,对。”

主持人:“接下来怎么样?”
郦曼茵:“想要办杂志是二年级,1955年是三年级毕业,就因为这件事,把我们在‘肃反运动’里打成‘反动小集团’。”

主持人:“和您一起当时被处理的,有几个同学?”
郦曼茵:“一共三个。除了我还有两个男同学。那次运动以后,我们的档案里就是‘反动小集团成员’,成为‘内控’对象,我那时才18岁。”

*郦曼茵:“肃反”后被“内控”,我后来的工作、生活、甚至婚姻问题上都受到影响*
郦曼茵:“‘肃反’肃了半年,然后又把我们送到上海市高教局举办的政治学习班学习了四个月,最后才分配工作。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被分配到四川绵阳,到技工学校当老师,还有一个同学被分配到陕西咸阳一个技工学校当老师。
我以为没事了。我想强调一下,这个运动看起来不像后来那些运动那么残酷,因为第一,我们也没挨打,也没挨饿,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也没有送去劳教,可是这个‘内控’是非常严厉的一个问题。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就是被不信任、被注意、被监视的人。实际上这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后来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婚姻问题上都受到它的影响。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就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了,不在‘编制’之内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的工作就是南京市一个区的职工业余学校的代课老师,不算正式编制。
等到‘文化大革命’一来,所有学校,包括职工业余学校全都停止了,我就没工作了。”

主持人:“‘文革’学校都停课了,老师还是有工资的,但是因为您不是正式编制,所以没工资,是这个意思吗?”
郦曼茵:“是的,是的。

主持人:“公职怎么就没有了呢?”
郦曼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好像一旦有了公职都是‘铁饭碗’,除非你成为‘右派’了,或者怎么了。我之所以没成为‘右派’,我认为完全因为是1955年我刚刚经历过‘肃反’,完全知道这种运动是怎么回事。所以等到‘鸣放运动’时,我根本就不发言。因此我就没成为‘右派’,要不然我绝对是个‘右派’,因为这个教训我没成为‘右派’。
这时候我在四川工作了两年。你知道共产党的政策经常改来改去,他们忽然又说这个学校不办了,所有的教职员工都要上山下乡去作农民。我当时因为有肺结核病,实际上就是在毕业时体检查出来的,我还是被‘肃反’整了半年多。我后来去工作,那时我的结核病稍微好一点,所以我可以8小时工作,但是不能超过8小时的劳累。”

*郦曼茵:我的恋爱与结婚*
郦曼茵:“这种情况下碰到一个问题,我谈恋爱了,我有一个未婚夫,他被打成‘右派’了。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非常非常大,因此我的结核病就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校不办了,他们把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弄到山里去。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去,因此就动员我回家,我从此以后就没有公职了。”

主持人:“当时您的男朋友被打成‘右派’,后来情况怎么样?”
郦曼茵:“我这个人就是……人家好多……被打成‘右派’了,就都跟他‘划清界限’啦,离开他啦,这种事太多了,可是我就不是这么个人。打成‘右派’以后,他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不能离开他,所以我们还是保持著这个关系。
但是,他本来在陕西的西北工业大学当助教,后来因为打成‘右派’,好像是‘四级右派’处理吧,也就是说不能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了,就把他调到天津的一个什么工厂去当工人,所以我们两个人就离得很远了。但是我们又不能结婚,因为他的这种处境,这样就拖了有四、五年。
因为我的被内控的状态,我住在南京,没有正式的工作。派出所的那个警察他就处处刁难我。后来我就到街道办事处办的一个写钢板蜡纸的誊印社去工作,我在里头工作得挺好的。可是派出所跟那个誊印社的领导处处找我麻烦,搞得我好一个‘四类份子’那样。
有一次他就把我找去了,说‘你是从四川回来的?’
我说‘是啊’。
他说‘你到四川干什么去了?’
我说‘我到四川是分配工作去的。’
他说‘不是吧。根据我们的纪录,你是到四川劳动改造的。’
我就跑回家,把我的《退职证明书》拿来,我说‘我要是劳动改造的话,我有退职证明吗?我不会有吧?’
我在当时这种被他们像‘四类份子’那样的监视和对待,我觉得非常屈辱,呆不下去。第二是我的肺病始终没好,反反覆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觉得必须离开这个环境,不能再呆在我母亲家里,在母亲家就是这个派出所。后来我就跟别人结婚了。”

主持人:“您跟原来的那个未婚夫就分手了是吧?”
郦曼茵:“嗯。”

主持人:“您结婚时多大年纪?”
郦曼茵:“我那时已经25岁了。我当时跟这个人结婚完全是在一种逃避现实、走投无路情况下。因为他的身分是南京一个非常有名的水泥厂(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他父辈是创建了这个水泥厂的,所以他就作为资方人员在这个水泥厂里工作。算被‘统战’对象的,参加工商联啊,什么学习呀,开会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他当时很追求我,他说‘你嫁给我以后,他们看你就是我的老婆了,你以前那些事他们就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我觉得好像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过了几年太平日子,然后就‘文化大革命’了。

主持人:“您有孩子吗?”
郦曼茵:“没有。”

*郦曼茵:“文革”爆发后被抄家、批斗,家庭经济状况骤变*
主持人:“后来怎么样?”
郦曼茵:“本来我先生的工资是比较高的,我们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可是‘文革’来了,首先我们就遭到抄家,以后被带到厂里批斗,连我也带去了。接下来就不给工资了,每月只给他40块钱生活费,我们两个人就靠这40块钱过日子。我这个先生从小是养尊处优长大的,从来没过过那么穷的日子。其实本来的话,40块钱两个人过日子也是过得去的,中国大陆好多人五、六十块一个月的工资,还要养大五、六个小孩儿呢。
但我的那个先生一辈子没过过这种40块钱两个人的日子,所以希望我能够再找到一点什么工作,有一点收入。因为我喜欢唱京剧,我在南京也是个小小有名的‘票友’吧。‘文化大革命’以前当然各种戏都唱。‘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光唱‘样板戏’了。我就唱《沙家浜》的那个阿庆嫂,在南京还是小有名气。
这样就认识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叫郝云鹏。他好像没工作,他怎么日子过得挺好?好像比别人都好,我们都觉得奇怪。当然他太太是中学教师有收入,后来了解他实际上是在做一些包括投机倒把的买卖,什么香烟,或者什么比较短缺的商品啊。还有一个就是到乡下去‘包工’,干一些什么活儿。
投机倒把的事我是不会做啦,但是我想‘包工’的事……他们去给乡下装电灯,于是我就跟著这个朋友去做这事情,因为电的事情我还是会的嘛,我就是学这个的嘛。”

*郦曼茵:从听说“老黄”(真名王同竹)到读其诗、见其人,对他有进一步了解*
郦曼茵:“但是在这之前,这个朋友就提到王同竹,那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们都叫他‘老黄’。说这个人是很了不得的人,是武汉大学俄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工作,可是他因为写文章,就变成‘右派份子’。先被送到河北省的茶淀农场去劳动教养,以后因为说他‘表现不好’,不认罪,于是又把他送到新疆一个劳改农场(搞不清还是劳教农场?)。那个时候很有名的诗人艾青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劳动教养。
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比较乱了,领导也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了,所以就比较没人管了。这个‘老黄’就从新疆跑出来了。
他为什么会跑到南京,这事我也有点不懂。他一没有粮票,二没有户口,什么都没有,他怎么生存呢?他也是去做这种‘包工’,这样就认识了我的那个朋友郝云鹏。郝云鹏就跟我们介绍这个‘老黄’,说他的文采好得不得了。
我这个人对‘右派’份子向来特别钦佩,特别有一种‘情结’。我一听‘右派’份子,我首先就同情了,再加上他说这个人非常有才学,我说‘你能不能把他写的东西带给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好?’
后来他就带了几首他写的诗给我们看。哎呀!我觉得真是了不起,真是非常非常好的诗。因为我也懂一点诗,我学过格律诗,对于怎么样才称为格律诗,怎么样才是好的格律诗我也懂一点。我觉得,这个人不但格律诗写得好,也写新诗,我觉得耳目一新,跟一般人在报纸上发表的什么新诗都不同。
有一次我跟着郝云鹏到农村去安装电灯,就有这个‘老黄’,后来才知道‘老黄’其实是他的假名,他真实的姓名叫王同竹。他喜欢郑板桥的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因为我们在农村装电灯,还可以呆那么几天,所以白天晚上都有时间在一道聊天,甚至对他比较有进一步的了解。”

*郦曼茵:我曾带他和他的女友到我家坐坐,我帮他抄写过诗作,并无太多进一步来往*
郦曼茵:“他到南京就有过一些接触,这事情得从他打成‘右派’开始。他在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工作时结婚了,太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播音员,也是个很漂亮的藏族姑娘。可是他被打成‘右派’后,就跟他离婚了。他到南京后认识了一个年轻姑娘,那时王同竹大概近40岁。那个年轻姑娘是个插队落户‘知青’,他们两人就谈恋爱了。”

主持人:“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郦曼茵:“大概是1968年吧。”

主持人:“那个姑娘插队还在农村吗?还是回城了?”
郦曼茵:“她当时在农村,那时还谈不到回城。但是她插队落户就在南京近郊,所以经常回家。可是这个姑娘的父亲是个工人,他晓得他女儿谈恋爱是这么一个年龄比较大又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历的这么一个人,他父亲就反对,不让她跟他在一道。
可是你想,年轻姑娘嘛,你越不让,她就越要叛逆,越要跟他在一道。可是他不能上她家去,因为她家不让他去。他们两人等于就没地方去,要不就整天在外头逛。
所以有一次就想到我家来坐坐,我也挺同情他们的,就把他们带到我家来坐坐。这样也认识了我的先生。
我先生根据王同竹的谈吐……也看过王同竹写的诗,觉得这人是个很罕见的才子,也蛮同情他们的。但是后来在稍微多接触以后,我先生就觉得他在政治上好像有些观点太危险。我先生是个很胆小怕事的人,他说 ‘哎呀!我们不能够再请他到我们家来了。他的这个观点有点太危险,我们还是不要跟他太近乎吧’。就这样,他也就到我们家来过一、两次吧。
另外我对他还有一个帮助,就是他还在不断地写诗,但是他因为居无定所,有时候就在什么车站过一夜啊,有时候也不知道在谁的家里过一夜。他也没个很好的本子来写诗,抓到什么纸就写在什么纸上,什么香烟盒的皮啊,都写在上面。我就做了一件事,用一个本子把他的那些诗都抄录整理起来,我就给了他。我没有留著,基本上来往也就这么多,没有太多更进一步的来往。”

*郦曼茵:我和前夫离婚是在我被捕前不久* 
郦曼茵:我和我的前夫……就是那位统战对象,我和他离婚是在我被捕前不久,原因也纯粹是因经济方面的。我们两个人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压力,我又找不到工作,他就认为,如果他和我离婚,我就不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资方人员的家属,我就可以找到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办了离婚。实际上我们仍然还是很好的朋友,只不过是为了生活而不得不这样做。
可是不久以后,我就被捕什么了嘛。”

*郦曼茵:忆我被捕的经过——公安警察用“黄鱼车”驮着我从苏北农村到扬州*
主持人:“您被捕的淮确日期是……”
郦曼茵:“ 1970年5月10日,我记得这一天。我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已经跟他们都没有什么来往,因为我这时在苏北农村一个生产队的工厂找到一个工作,在那儿待了几个月,这样我就跟他们没什么接触联繫,什么都没有。
1970年5月10日是我被捕的日子。那天早晨也不知是休息没上班呢……反正是早晨,春天嘛田野里都是开的油菜花,很漂亮。我就在田野里散步,欣赏那个油菜花。然后就往回走,我住在一个老乡的家里。

走到半路上就遇到大队支部书记,他说‘你跑哪儿去了?快来!快来!跟我走。’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就跟他走。走到我寄宿的那家人家,就看到南京市两个公安人员,他们叫我带着牙膏、牙刷、毛巾这些东西,叫我跟他们走,然后就把我带到扬州。
因为我是在苏北,离扬州还要北面一点的地方。当时他们是用什么带呢,那时候他们公安都没汽车,就是用自行车……我们叫‘黄鱼车’,就是后头加一块板,一个人踩自行车,后面就可以坐一个人。
两个公安,一个警察载着我,还有个警察就跟在后头,也是骑这个车。我也是坐这个车。不过他们一前一后,我夹在当中就是了。自行车走得很慢,等到了扬州已经是傍晚了。    

*郦曼茵:没逃过公安的眼睛——我随身带的朋友的信被收缴,我又被从扬州送到南京* 
郦曼茵:“路上还发生了一件事。当时我口袋里有一个朋友的一封信。这个朋友是被迫下乡去的,那是他从乡下写来的一封信,里头当然就有一些不满的言论。我觉得我(自己的处境)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不能让公安看到这封信,所以我就想把这封信毁掉。
可是我在路上我完全没法把这封信掏出来撕掉,因为后面有一个公安盯着我。后来我说‘我要小解’,他们就停下来。两个公安是男的,也不能跟我进去,所以我心想,我到了公厕就可以把这信毁了。
其实因为我在车上已经用手摸摸口袋,后面那个公安已经盯上我,他们毕竟是专业嘛。当时我要进公厕前,他们就说让我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搜身。在这种情况下,就没办法了。我斗不过他们,所以那封信就落到他们手里了。
因为这事情,他们就认为我不老实,所以他们当天晚上就把我送到扬州市的看守所关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带我继续回南京。
我为什么知道他们是因为路上的这个事情把我送到扬州市的看守所?第一,他们进看守所时办手续办了半天,不像是事先讲好的样子;第二,第二天早晨我们不是直接回南京,先到一个很漂亮的……扬州有很多古时候传下来的私家花园,后来就作为招待所什么的,到这个招待所里接两个人,就是王同竹的‘知青’女朋友和她的同学。也不晓得她们两个人是从什么地方被带到扬州的,然后就在那个招待所里住了一夜。”

主持人:“在您被捕的时候,您有没有听到王同竹的信息,他是不是被捕了?”
郦曼茵:“我没有听到信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但是我一被捕,就清楚一定是王同竹那边出事了。以后把我们带到南京,把我带到雨花台的公安分局里关押了半天,傍晚就把我送到南京市娃娃桥看守所。

*郦曼茵:我被捕后第二天的提审。我抄诗的小本子和公安手中的大提箱*
郦曼茵:“第二天就对我提审了。到底为什么逮捕我,我也不清楚,我就让他们问我吧。
他们首先问我‘你知道你为什么被捕吗?’
我说‘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犯法的事?’
我说‘我没有。’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
我说‘这个就难说了,谁也不敢说没做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不过我好像没有有意去做’。
然后他们就开始一个劲问我都认识些什么人,在南京有些什么朋友,然后就问到郝云鹏,然后问到‘老黄’。这时我就知道了,问题就出在他们那里。但不是王同竹把我供出来的,一定是那个郝云鹏。
然后重点就问‘老黄’,‘老黄叫什么名字啊?’
我没说,我说‘我们就知道他叫老黄。’
其实我知道他本名叫王同竹,但是我觉得我不要说出来比较好,说明我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密切,这样我就保护我自己。
‘你见过他写的诗没有?’
我这个人也是不大会说谎,我就说‘我是见过的。’
然后他们就说我不老实。他们就把我给王同竹整理诗的那个小本子拿出来了,我就明白他们什么都知道,我就承认了。

这时我就想起来,头天早晨在扬州看守所去接那两个女孩子的时候,同时有两个皮箱。公安人员还叫我过去提那个皮箱,我是他们逮起来的犯人,所以就让我劳动,把那个皮箱从门口提到车上。皮箱重得不得了,当然是叫我提一个了。我这个人最没力气,我的臂力最差,根本提不起来。非常困难才能离地一点点,马上又要放下去。这个公安人员还笑,就不让我提了。
我想起来,那个箱子里是什么?全是王同竹的作品,都是纸啊,所以特别重。我就晓得,所有东西已经都落到他们手里了。我也没有进一步可交代的。”

*郦曼茵:从被捕到公判不满两个月,王同竹、孙本桥等被判处死刑,我被判刑十五年*
郦曼茵: “然后就批斗。把我们带到全南京各个区、各个县,甚至农村去批斗。大热天,被批斗了多少场我都记不得了。
到7月……几号我忘了。最后那天是在南京市‘五台山万人体育场’开公判大会。我们被公审已经习以为常了,从五月份被捕以后,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当中已经公审至少有十几场。但是那天……要么就是7月24日,要么就是7月30日。
公判大会把我们五花大绑,绑得紧紧的,根本身子就不能动。两边还有两个公安人员押着我们,把我们的头摁下来。除了看到地上,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站在台上,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所谓‘公判’,然后就是一个一个读名字,从王同竹读起。谁谁谁判死刑,谁谁谁判死刑……唉呦,好几个人判死刑啊,包括他的妹夫孙本桥。孙本桥这个人我当时就知道他是个数学天才,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人提到孙本桥是个数学天才,而且年纪也比较轻,人长得很高大、很强壮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惜了!活生生的。
还有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是王同竹的朋友,好几个人都被枪毙了。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我脑袋上……每报出一个人来,就好像有一个大棍子在我的头顶上砸一下似的。我真的是不能相信,就为写了几句诗,就这样随便的枪毙掉了。
给我判了15年刑。”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对现在在美国的郦曼茵女士专访的第三部分,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其后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忆王同竹并勘误 兼谈我的求学与写作 ——郦曼茵女士访谈录(二)RFA张敏



忆王同竹并勘误 兼谈我的求学与写作 ——郦曼茵女士访谈录(二)-RFA张敏

2018-05-21

郦曼茵1995年59岁在美国获硕士学位(本人提供)
郦曼茵1995年59岁在美国获硕士学位(本人提供)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8,05,19)








*从修书到修宪引更多人回忆“文革”史实与亲身经历,本节目专访郦曼茵女士(二)* 
今年5月16日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52周年。在几周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谈到,中国教育部推出新版八年级中国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其中删去原教科书中“文化大革命”一课,将有关“文革”的内容与“十年探索”合并归入第六课,题目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把以前课本中“毛泽东错误的认为”中“错误的”三个字删去,改为“毛泽东认为”。
前不久,又从修书到修宪,删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并把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序言。
这些举措让越来越多中国人回忆起“文革”历史,回忆起毛泽东作为终身领袖时代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本访谈录之一部分,现在在美国的退休专业人士郦曼茵女士谈了她对修书和修宪的看法,又讲述了她在“文革”中因南京一起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的经历。回顾了该案所谓“首犯”、俄文翻译王同竹和王同竹的妹夫、数学专才孙本桥,以及朋友、英语专才姚祖彝被判处死刑枪杀当天的情景。
这一案件在当时的南京尽人皆知,但今天的人所知甚少。”

*郦曼茵:近年所见有关王同竹先生的回忆有哪些与我的记忆相符合,哪些不相符合*

在今天的郦曼茵女士访谈录第二集里,郦曼茵女士先谈到她近年所见有关王同竹先生的记述与回忆有哪些与她的记忆相符合,或者不相符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郦曼茵:“我最近搜索了一下关于王同竹的信息。信息虽然不多,但还是有所收获。我发现在网上不同的人写的东西有不少错误。”

王同竹名字的写法——

郦曼茵:“例如,首先把王同竹的名字写成梧桐树的‘桐’,这是不对的,应该是相同的‘同’。”

关于王同竹被处死刑的“罪名”和遇难日期——
郦曼茵:“再一个,就是说王同竹曾经和姚祖彝一起试图逃到国外去,后来就因为这个“叛国投敌”的罪,在南京被杀害了,这也是不实的。王同竹有没有和姚祖彝试图要逃到国外去,这个我一点不知道。不过,王同竹在南京被杀害绝对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是因为他写了很多诗词,于是就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作为一个‘反革命集团’。而王同竹就被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是因为这样被杀害的。这个好像连丁抒先生的作品里都是这样写(试图逃到外国),这个也是不准确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有一位先生……大概就是杜高先生,1970年才被释放回到南京。他自己说,他是1970年冬天……甚至说是1970年1月,在南京目睹那个囚车把王同竹等四位难友押赴刑场,这个时间显然也是不对的。因为王同竹蒙难是在1970年夏天,是夏天7月,这是可以肯定的,那是很热的天气。
现在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是7月24日,一个说是7月30日。说实话,我也记不得。肯定是7月,到底是24还是30日我是记不得。不过,根据其他好几个人的说法,好像7月30日比较可靠,但是这一点我不能确定。”

王同竹毕业的学校和被打成“右派”时的工作单位——

郦曼茵:“再一个,是说他早期的事。有好几条消息说他是北京俄语学院的学生,这显然是不对的。王同竹是武汉大学俄语系毕业以后分到配到北京工作,所以他跟北京俄语学院完全没有关系。而且王同竹被打成‘右派’时,并不是俄语学院的学生,而是马列主义编译局工作人员。
所以至少我就发现有这么一些错误的信息在网上。”

关于王同竹的妻子——

主持人:“您的这个澄清和您记忆的说明非常重要。现在关于王同竹先生,他和他的案件在网上实际上文字并不多……”
郦曼茵:“对。我在网上看到的有关王同竹的资料当中,我觉得丛维熙写的最准确、最有参考价值。他所写的跟我所了解的都是符合的、可以互相印证的。
丛维熙写的王同竹的名字,跟我讲的王同竹的名字一样。而且显然丛维熙跟王同竹非常熟悉,是在劳改以前就互相知道了,尽管还不是朋友,他们互相已经有过工作上的关系。
比方说,王同竹的太太是西藏人……可是有人说她是新疆人,这就是那些人记不清了,总觉得是个少数民族。那么丛维熙……还有其他人也可以印证,都说她是西藏人,而不是新疆人。而且说得很清楚,她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别的人就没有这样说。而且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播音员,这是我所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丛维熙的是比较最可信的。”

关于王同竹的才能、形象,说话、文学爱好、早年家庭背景……各方面描述——

主持人:“您确认一下的价值就在于已经有两个以上不同的信息来源了,这样就具有更多的可靠性。”
郦曼茵:“是,是。另外他所描述的王同竹,跟我所见到的王同竹也是一致的。”

主持人:“他怎样的描述您认为是和您记忆中相符的部分?”
郦曼茵:“他所描述王同竹的才能、形象,说话……我觉得跟我所认识的都是一致的。”

主持人:“您认为丛维熙先生所写的回忆录里细节描述和陈述中,给您印象最深、觉得最能和您记忆中王同竹先生形象相符的,或者说比较传神的在什么地方?”
郦曼茵:“我认为丛维熙写的《天堂‘四人行’》对王同竹的介绍是比较详细的。他提供的信息比我提供的还要多得多。因为我所提供的只是王同竹最后一段,特别是如何被杀害的情况。而丛维熙在‘反右’运动以前已经和王同竹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后来他们又一起‘劳动改造’,成为难友,成为文学上的知己,有很多详细的介绍。
他甚至还知道王同竹在读中学时家里艰难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很丰富的资料,而且他所提供的好些内容和我对王同竹的了解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第一比方说,王同竹的妻子是西藏人,而网上有人说是新疆人,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丛维熙的文章里就讲到,在劳改时一起洗衣服,王同竹不小心把口袋里的那一张藏族姑娘的照片差一点洗坏了。幸亏发现得早,已经泡在水里,他赶紧捞出来。丛维熙还有机会看了一下他妻子的形象,是个穿着藏族服装的美丽的姑娘,这就证明了她是藏族。
不但如此,丛维熙还说了,王同竹告诉他,他跟他的藏族妻子一起还圆了一个文学梦。就是把西藏的一个童话故事叫《公主与铁匠》,好像另外还有一个叫《美女的心愿》,都编译成汉语,在《民间文艺》上发表了,这些就都说明他的妻子是西藏人。”

关于王同竹外貌的描述——

郦曼茵:“还有一个就是对王同竹外貌的描述,和我所见完全吻合。他说道‘王同竹的脸,虽然不失为清秀,但眉宇间深藏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楚’。哎呀,我觉得他这个形容是太好了,因为这个形象也就是我所看到的形象,我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关于王同竹的作品与译作——

郦曼茵:“第三点就是讲到王同竹以前写的作品,他不是一般的翻译者,而是一个才子型的翻译者。丛维熙说在1950年时,他们请王同竹翻译一篇关于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的事迹,当时那个报纸的副刊提出,要马列主义编译局的王同竹来翻译。可见王同竹那时候已经是比较有名气了,其它单位都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翻译。结果他们就请他翻译,然后丛维熙就读到王同竹翻译的叫《铁甲列车》。
丛维熙描写说,此人文笔流畅,是个才子型译者。可见王同竹不是个一般的翻译。
丛维熙还提到,王同竹在读中学时已经开始写诗。他说‘他从小热爱文学,在湖北襄阳中学读高中时,和他的弟弟王同策在学校里编辑一块名为《晨曦》的墙报。同时,他本人在《湖北文艺》、《工人文艺》等文学刊物上开始发表诗歌’。这说明他早在读中学时已经开始写诗。
我说王同竹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并不夸张,也是有来由的。因为他自己也告诉过我,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中国古代的格律诗、古诗等等。这就是说,他在诗歌方面不是随便写写而已,而是确实是有很深的、很扎实的基础,在这方面很有才能。
丛维熙又讲到王同竹的其它文学才能。说他们在劳改队时,有一次要文艺表演,丛维熙就写了一首诗,当时的劳改队要丛维熙来朗诵表演。丛维熙说他自己不能朗诵,自己口齿好像不是那么灵活,他就推荐让王同竹来朗诵。
王同竹在排练过程中就不断地修改那首诗。丛维熙觉得不值得这么修改,可是王同竹还是很认真地修改。
最后丛维熙讲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咱们干嘛对这个表演的事这么认真呢?’王同竹说‘谁让咱们生不逢时赶上‘反右’呢,不然的话,你我都是文化界的A角’,……A角、B角就是文艺界讲的,A角都是比较好的演员来担任……(王同竹说)‘也怨我们老祖宗屈原,给我们留下到自投汨罗江的时候仍然热爱楚国一草一木的相思传统,谁让我是他的子孙哪!唉——’他长叹了一声之后,又附加了几句充满悲凉诗意的自我表达’。
请注意,下面讲的这个‘充满悲凉诗意的自我表达’,也就是王同竹临时加出来的诗句,不是原来他在排练的丛维熙写的诗句。
王同竹加出来的这个诗句一共六行。 他这样说:
‘尽管我经受了
许多磨难和屈辱。
黄土地呀,
我是你根上的叶。
无法割舍
叶对根的依恋’。
这个六行诗在我现在看来,也就是王同竹遗留下来的唯一的诗篇了。因为我还没有看到其它的。而丛维熙记住了,对它的印象一定是特别深刻。即使不是每一字都百分之百准确,应该基本上不会有多大出入。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一个资料,真是非常宝贵。”

王同竹的生命力与乐观精神——

郦曼茵:“第五就是关于丛维熙对王同竹的感觉。他感觉到在王同竹的生命当中,潜在着一种突破羁绊的力量。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信念,就是说‘既然活着,就要敢于突破羁绊’,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王同竹……还有孙本桥,他们一起逃离新疆的原因。
我也感觉到王同竹这个人当时在南京的处境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让他晚上睡一觉,有时候他就睡在什么车站里,或者什么大厦的门前等等。有时可能也不能保证都能找到工作、挣到他必须吃的粮食。所以有时我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特别憔悴、特别劳累,处于那样一种状态。可是他的精神从来都没有颓丧过,他始终相信,中国的将来……儘管不晓得是什麽时候,他都充满一种乐观,认为这个共产专制是不可能长期这样子维持下去的——这个力量我觉得丛维熙也是看得很准,和我所见也是完全吻合的。”

陆鲁山为三人鸣不平,因此走上不归路,并非与那三人同时遇害——

郦曼茵:“最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陆鲁山。丛维熙谈到,陆鲁山没有与王同竹同时遇难。所以我就感觉到,丛维熙所提供的资料是特别准确、特别可信的。因为在网上其他有些人也提到陆鲁山,就稀里煳涂地把他说成和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一块儿被处死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陆鲁山从来就没有在我们当时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的名单里。我们的《判决书》里也没有陆鲁山这个人,我也从来没听说过陆鲁山这个人。因为其他人我虽然不认识,像孙本桥、姚祖彝,我不认识,可是我听到他们的名字。在批斗的时候、判刑的时候都有他们的名字嘛,唯独没有陆鲁山。所以陆鲁山不是和王同竹同时遇难的。
不但如此,丛维熙还提供了陆鲁山是怎麽遇难的。他说,姚、王、孙于七月被处决之后,陆鲁山本来可以躲过灭顶之灾的,但他的个性决定了他在劫难逃。他不断为这三个难友鸣冤叫屈,于1970年冬天他终于也踏上了不归之路。
所以这就讲得很清楚了,陆鲁山是为了给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他们鸣冤叫屈,最后自己也遇难了。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可贵的,但是也是非常惨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不知道细节,也不知道丛维熙是不是知道细节。但是这个就说明了陆鲁山最后的结局。
那麽,网上有人说在1970年冬天时看到这几位难友被判刑,囚车送到刑场的场面。我过去已经指出过这是不对的,因为王同竹遇难是在1970年夏天,不是冬天。那么这个人提供消息说,他在当天看到……可能说的是陆鲁山的事。因此我觉得丛维熙把这件事情也澄清了。总之我觉得他提供的资料非常非常宝贵,我也非常感谢他!
大体上就这麽多吧。”

关于王同竹的弟弟和妹妹——

主持人:“您在受访时谈到后来平反以后当局给了王同竹的妹妹一千块钱作为抚恤,或者叫作赔偿。我就想,(同案的)孙本桥是不是这个妹妹的丈夫?”
郦曼茵:“我当时认为孙本桥就是这个妹妹的丈夫,因为我不知道王同竹另外还有没有妹妹。但是现在因为我看丛维熙写的好像又讲到他的妹妹叫王同,好像是他们还在‘右派’劳改时跟这个妹妹结婚的。所以我现在有点不敢确定王同竹到底有几个妹妹,是不是我所知道的那个妹妹。
关于王同策, 我也是想,根据这个情况来看,王同策大学毕业比他哥哥总要稍微晚一、两年嘛。然后他哥哥很快就变成‘右派’了,就去劳改了,而且他自己后来也受到冲击。不是说更大的冲击,但是把他从大学里搞到中学里去教书,一直好像到‘文革’以后才把他又调回到大学里。所以我就想,一定也是因为他哥哥的事情。”

*郦曼茵:我的早年爱好、理想和求学之路* 

郦曼茵女士在“文革”中因以王同竹为所谓“首犯”的“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十五年。她在坐牢九年后,于“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被“平反”出狱。
以下请听郦曼茵女士谈她历经坎坷从中国到美国,直到59岁取得硕士学位的求知求学之路。
郦曼茵:“我这个人从小就爱读书,而且我读书读得非常好。不论在哪个学校、哪个年级,我都是班上的前三名。而且不但读课程里的书读得好,而且还读很多课外书。所以我一直从小最大的理想是做一个作家。可是在共产党之下,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说我的这个理想全部被打碎。
为什麽呢?第一,我‘出身不好’,因此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去上大学。当然了,不上大学你也可以自学成人的,对不对?那我没有自学成人 ,当然我自己要负一部分责任。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初中毕业以后去读了一个技术学校。那也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所以我才去读这个技术学校。
假如不是经济原因,我可以去上普通高中,这是没问题的。至于能不能上大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为什麽呢?因为我的‘出身成分’不好。”

*郦曼茵: 我的家庭背景——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是非常不好的*

主持人:“能简单介绍一点您的家庭背景情况吗?
郦曼茵: “我的家庭出身从共产党的观点来看,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父亲抗战时一直是在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里工作。后来他在1947年,或者1948年时就辞职了,不干了。以后他就到上海开一个钱庄,所以他又变成资本家。他由一个所谓的‘反动军官’变成一个资本家,就是这样一个家庭。”

主持人:“我们再回到您刚才的话题。”
郦曼茵:“我先把这个技术学校的事说完了。我学的是电器安装……”

*郦曼茵:我在“肃反运动”里第一次受到打击——但不知档案里暗入另册被记录内控*

主持人:“您那个学校叫什麽学校?”
郦曼茵:“上海电器製造学校。在这个技术学校毕业的那一年正好是1955年。1955年就是‘反胡风’。‘反胡风’扩大为全国性‘肃反运动’,因此大学毕业生也好,中技校毕业生也好,我们统统必须参加这个‘肃反运动’。
结果我在‘肃反运动’里就第一次受到打击。因为我和班上另外两个同学,我们三人曾经开过一次会,商讨过一次想要办一个杂志。结果商讨了半天,因为没有钱,结果也没办起来,那就算了。就因为这件事,把我们在‘肃反运动’里打成‘反动小集团’,从此以后我们的档案里就是‘反动小集团成员’。我们就成为内控对象,我们的一言一行永远就是在他们共产党、共青团的观察之下。那次运动把我所有的日记都搜去。
当我知道他们把我的日记都搜去以后,我那种感觉就好像我这个人被人家剥光了衣服暴露在众人面前一样。我就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写任何东西。因此我从此以后真的不写任何东西了,连日记也不写了。这样你说我的作家梦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实现吗?而且越不写,越不会写了嘛。
后来我工作以后,我当时还不清楚这个‘肃反’的事是暗中已经给我们打入另册了,我不知道。我以为过去了,反正也没有受到其它处分,也没送我们去‘劳动教养’,我以为没事了。”

*郦曼茵:我后来想,这“肃反”对我来说要比成“右派”劳改20年还稍好一点*
郦曼茵:“我还曾经想去考大学。结果因为我得肺结核,所以体检也没通过。
如果我不去读那个技术学校,我读普通高中,普通高中出来应该去考大学。假定我没有生肺结核病,那麽我应该去考大学。我肯定能考取,这是没问题的。1957年是不是正好是‘反右运动’,如果‘反右’时我是大学生,那我惨了,我一定是‘右派’学生,我就要劳改20年,这是一定的事。
所以我后来想,这个‘肃反’对我来说要比成‘右派’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成‘右派’那就惨了,说不定送到什麽‘夹边沟’那种地方去劳改。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根据我的思想、我的性格,在‘反右运动’中我不会保持沉默,我一定会上当的嘛,所以一定会成为‘右派’,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那麽我在中国大陆做什麽事呢?就是作教师。因为共产党虽然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是其实是把最不信任的人放到学校去教书,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郦曼茵:50岁到美国后来上大学,“六四”后增加政治学副专业,59岁获硕士学位*
听众朋友!在“文革”中的1970年因南京一起包括王同竹、孙本桥、姚祖彝等人在内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案”,郦曼茵女士被判刑十五年。服刑九年后于1979年平反出狱。又过了将近10年,郦曼茵女士远赴美国。

郦曼茵:“我到美国以后,虽然已经50岁了,可是在美国读大学没有年龄限制,你80岁也可以去读大学。哎呀,我真是喜出望外!所以很快我就去上大学了。上了大学以后,我的成绩还是那麽好。结果我就继续上研究院,我就读了一个硕士学位。”

主持人:“您是学什麽专业?”
郦曼茵:“我的在大学里学的是英文专业,后来‘六四事件’以后,我又加了一个副专业,就是政治学。”

主持人:“当时您为什麽作了这样一个选择,增加一门专业?
郦曼茵:”我向来其实对政治方面也是蛮感兴趣的,可是由于我的遭遇,我就觉得还是远离政治比较好。可是到了‘六四’发生了这个事件,真是对我的震动实在是太大了。虽然跟我本人没什麽关係,对我从思想上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应该要关心政治,还是要关心中国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我就又选修了政治学作为我的副专业。这是大学。
后来我上了研究院,读的也是文史哲,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爱好、志向。因为我在中国被剥夺了这种权利,所以到美国我就读这个。”

主持人:“后来您毕业于哪所大学?”
郦曼茵:“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拿到文史哲硕士学位。”

主持人:”您又在美国工作过吗?”
郦曼茵:“是,是。当然。在美国一开始我没学历,也没专长,一来的时候我在商店里做过收银员,后来又在大学办公室里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可以赚取一些生活费。后来我又到中学里去做过助教。中学怎麽会有助教呢?因为中学里有一种叫‘特殊教育班’。都是在某个问题上有些缺陷的孩子们读的,其中有中国孩子,他们需要辅导,所以我就去做这个事。等到我有了学位以后,我就到纽约市律师协会法律图书馆工作,技术人员。一直工作到我退休。”

主持人:“您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有多大年纪?这还是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啊。”
郦曼茵:“我拿到硕士学位时大概59岁。”

*郦曼茵:回忆录已写好,正在修改中。我的哲学教授决定与我合作为我写《引言》*

主持人:“您退休有多长时间了?”
郦曼茵:“退休也有十几年了。”

郦曼茵女士谈到她近年的写作。
郦曼茵:“我心里一直想要把我在中国大陆的遭遇写一本回忆录,我其实已经写好了。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也一直还在修改当中。但是最近我把其中关于‘肃反运动’当中遭遇的那一段写成英文,寄给我的哲学教授看。他看了以后非常感动,认为写得非常得好。也促使这位哲学教授现在开始研究中国。他本来对中国没什麽了解,他现在读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他决定要和我合作,为我关于‘肃反’的这一段写一个引言(Introduction),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我也正在做最后的修改,然后我们想要争取出版。”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对“文革”中因所谓“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15年现在在美国的郦曼茵女士专访的第二部分。在以后的节目里请继续收听其后部分。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採访编辑、主持製作。